摘要
佛陀传授的四圣谛是：人生充满苦（苦谛），苦有原因（集谛），苦可以停止（灭谛），有方法能消除苦（道谛）。佛陀提出消除苦的方法是八正道，包括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和正定。
20世纪中期，许多精神分析学家与佛教学者合作，认为这是西方思想中“两种最强大力量”的结合。佛教与西方心理学在理论和实践上有许多重叠之处。近一个世纪以来，专家们发现了佛教与现代西方心理学的多个分支有共通点，比如现象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心理治疗、人本主义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和存在主义心理学。东方学家艾伦·瓦茨（Alan Watts）曾写道：“如果我们深入研究佛教这样的生活方式，会发现它既不是西方理解的哲学，也不是宗教，而更像是心理治疗。”
佛陀是一位独特的心理治疗师。他的方法帮助了数百年来无数的人。这篇文章只是作者对佛教哲学的一点浅显理解，同时也是向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心理治疗师之一表达深深敬意的机会！
引言
我们大多数人小时候就听说过悉达多或乔达摩佛陀的生平和基本教义。他出生于公元前6世纪，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迦毗罗卫国一个王室家庭。疾病、衰老和死亡的景象让年轻的王子深深感到世界充满痛苦，于是他很早就放弃了世俗生活。
作为一名苦行者，他不断寻找所有痛苦的真正来源和消除痛苦的方法。他向当时许多学者和宗教老师请教，但没人能解答他的疑问。他进行了严格的苦行，以坚定的意志和清净的心深入禅修，努力解开世上痛苦的秘密。最终，他完成了使命，悉达多王子成为了佛陀，也就是“觉者”。他的觉悟之言奠定了佛教及其哲学的基础。
像古代所有伟大导师一样，佛陀通过对话传授教义。我们对佛陀教义的了解来自《三藏》，也就是乔达摩佛陀教义的三个“篮子”。第三个“篮子”在巴利语中叫《阿毗达摩》，在梵语中叫《阿毗达磨》。阿毗达摩藏同时阐述了一种哲学、心理学和伦理学，这些都融入了解脱的框架中。
佛陀的教义：简述
四圣谛
佛陀首先是一位伦理导师和改革者，而不是形而上学家。他不喜欢没有实用价值的形而上讨论。佛陀总是试图启发人们关注苦、苦的起源、苦的止息以及通向止息之路这四个最重要的问题，而不是讨论那些伦理上无用、智识上不确定的形而上问题。这四个问题的答案构成了佛陀觉悟的核心，被称为四圣谛。它们是：
- 人生充满苦（苦谛），
- 苦有原因（集谛），
- 苦可以停止（灭谛），
- 有方法能消除苦（道谛）。
第一个圣谛是人生充满苦。生命的基本条件似乎都带着苦——出生、衰老、疾病、死亡、悲伤、痛苦、愿望、绝望，总之，所有因执着而来的，都是苦。第二个圣谛是苦有原因。苦来源于执着。执着是“trishna”这个词的翻译，也可以理解为渴求、欲望、贪爱或依附。执着的另一面是“dvesha”，意思是回避或憎恨。执着的第三面是“avidya”，意思是无明。
佛陀讲授了苦的原因和维持苦的12个环节。这些因果链导致了世间的苦。生命中的苦来自出生，出生来自求生的意志，求生来自心对事物的执取。执取来自对事物的渴求，渴求来自感官经验，感官经验来自感官与外界的接触，接触来自六种认知器官。这些器官依赖于胚胎有机体（由心和身组成），而胚胎有机体没有初始意识就无法发展，初始意识来自前世经验的印象，最后则来自对真理的无明。这些形成了存在的轮回（bhaba-chakra）：生与再生。
第三个圣谛是苦可以停止。涅槃是一种状态，在这个状态中，所有执着和苦都能在今生消除。佛陀指出，没有执着、憎恨和痴迷（rāga, dveṣa, moha）的工作不会带来束缚。第四个圣谛是有道（marga）——佛陀走过的路，别人也可以跟随——通向无苦之地。他称这条路为通往解脱的八正道。
八正道
八正道（astangika-marga）简要概括了“佛陀伦理”的要点。这条路对所有人开放，不论是僧侣还是普通人。前两个部分称为“prajña”，意思是智慧：
- 正见——理解四圣谛，特别是认识到万事不完美、无常、无实体，我们的苦来自执着、憎恨和无明。
- 正志——真心希望从执着、憎恨和无明中解脱。
接下来的三个部分以道德戒律的形式给出更具体的指导，称为“sila”：
- 正语——不说谎、不闲聊、不伤害他人。言语常是无明的表现，也是我们伤害他人的常见方式。
- 正业——正行包括“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
- 正命——以诚实、不伤害他人的方式谋生。
最后三个部分是佛教最知名的内容，涉及“samadhi”，也就是禅定。尽管人们常认为禅定很重要，但没有智慧和道德，禅定毫无价值，甚至可能有危险。
- 正精进——控制内心，努力培养良好的心理习惯。当不好的念头或冲动出现时，要放下它们。可以通过不执着地观察念头，认识其本质并让其消散来做到。好的念头和冲动则应培养和实践。
- 正念——正念是一种禅定（vipassana），接受念头和感知，不执着于它们。这种正念也应融入日常生活中，成为发展更丰富生命意识的方式。
- 正定——成功遵循前七个规则、摆脱所有欲望和恶念的人，适合进入更深的定境，逐步走向苦的止息这一目标。
正定分为四个阶段，是通往涅槃的最后一步。
- 第一阶段是对真理的推理和探究，随之而来的是纯粹思考的喜悦。
- 第二阶段是没有波动的禅定，甚至没有推理，随之而来的是平静的喜悦。
- 第三阶段是脱离平静的喜悦，随之而来是对这种喜悦的冷漠，但身体仍感到轻松。
- 第四阶段是脱离身体的轻松感，随之而来的是完美的平静和冷漠。这就是涅槃或完美智慧的状态。这是佛教禅定的最高形式，通常只有在道上有很大进步的僧侣和尼姑才能充分实践。
佛教与西方心理学
从现代西方心理学的角度评估佛教始于1900年。当时，英国印度学家里斯·戴维斯（Rhys Davids）将巴利语和梵语的《阿毗达摩》翻译成英文。她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佛教心理伦理手册》。 1914年，她又写了另一本书《佛教心理学：对心智分析和理论的探究》。
20世纪中期，许多精神分析学家与佛教学者合作，认为这是西方思想中“两种最强大力量”的交汇。西方的许多著名教师、临床医生和作家，比如卡尔·荣格（Carl Jung）、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艾伦·瓦茨（Alan Watts）、塔拉·布拉赫（Tara Brach）、杰克·康菲尔德（Jack Kornfield）、约瑟夫·戈尔茨坦（Joseph Goldstein）和莎朗·萨尔茨伯格（Sharon Salzberg），不时尝试将心理学与佛教结合，以一种为普通人痛苦提供意义、灵感和治愈的方式。
佛教与西方心理学在理论和实践上有重叠。过去一个世纪，专家们发现了佛教与现代西方心理学多个分支的共通点，比如现象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心理治疗、人本主义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和存在主义心理学。
佛教与现象学心理学
从心理学角度评估佛教是现代西方的产物。西方和佛教学者在佛教教义中发现了一种详细的内省现象学心理学。里斯·戴维斯在《佛教心理伦理手册》中写道：“佛教哲学首先是伦理的。它以非凡的洞察力和智慧分析并分类心理过程。” 佛教的心理学倾向是里斯·戴维斯多年来研究的主题，她的其它著作也证明了这一点。
《阿毗达摩藏》阐述了一种哲学、心理学和伦理学，所有这些都融入了解脱的框架中。《阿毗达摩》（梵语中为《阿毗达磨》）主要关注理解经验的本质，因此它聚焦于意识的现实。所以，《阿毗达摩》的哲学逐渐转变为现象学心理学。
后来，像秋阳创巴仁波切（Chogyam Trungpa Rinpoche）和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这样的人物长期努力将《阿毗达摩》心理学与西方实证科学结合。
秋阳创巴仁波切在1975年出版的《阿毗达磨一瞥》一书前言中写道：“许多现代心理学家发现，《阿毗达磨》的发现和解释与他们自己的新发现和新思想一致，好像2500年前传授的《阿毗达磨》在现代被重新发展。”
自1987年起，达赖喇嘛每两年召开一次佛教徒与科学家的“心灵与生命”会议。 回顾2000年3月的一次会议，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情商》和《破坏性情绪：与达赖喇嘛的科学对话》的畅销书作者指出：“自公元前5世纪乔达摩佛陀时代起，对心智及其运作的分析一直是其追随者实践的核心。这种分析在他去世后的第一个千年内被编入《阿毗达摩》（梵语中为《阿毗达磨》）系统，意思是终极教义。”
佛教与精神分析心理治疗
精神分析学家卡尔·荣格为禅宗学者铃木大拙（Daisetz Teitaro Suzuki）的《禅宗佛教导论》写了前言，该书于1948年首次出版。荣格在前言中强调，觉悟体验是禅宗修行者整体转变的巅峰。“在我们文化中，唯一部分拥有、部分应拥有对这种觉悟追求理解的领域是心理治疗。”
像卡伦·霍妮（Karen Horney）和弗里茨·珀尔斯（Fritz Perls）这样的精神分析学家研究了禅宗佛教。卡伦·霍妮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对禅宗佛教表现出浓厚兴趣。理查德·威廉（Richard Wilhelm）将《易经》、《道德经》和《金花的秘密》等中文文本译成德文，前言由卡尔·荣格撰写。另一位著名精神分析学家R·D·莱恩（R D Laing）前往锡兰，在佛教静修处花了两个月学习禅修。后来，他学习梵文并拜访了曾是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和理查德·阿尔珀特（Richard Alpert）上师的戈文达喇嘛（Govinda Lama）。铃木、弗洛姆和其他精神分析学家在1957年墨西哥库埃纳瓦卡的一次“禅宗佛教与精神分析”研讨会上合作。弗洛姆在会上说：“精神分析是西方人精神危机的典型表达，也是寻找解决方法的尝试。共同的苦是与自己、与他人、与自然的疏离；意识到生命像沙子一样从手中流逝，人未真正活过就死去；人在富足中生活却无欢乐。” 弗洛姆继续说：“禅是洞察自性的艺术；它是从束缚到自由之路；它释放我们的自然能量；它推动我们表达幸福和爱的能力。” “更确切地说，对禅的认识和关注能对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技术产生极其有益和澄清的影响。禅的方法虽与精神分析不同，但能使焦点更清晰，对洞察的本质投射新光，增强对‘看’、‘创造’、‘克服基于主客分裂经验的情感污染和虚假理智化’的感知。”
参考荣格和铃木的合作以及其他人的努力，人本主义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希·弗洛姆指出：“精神分析学家对禅宗佛教的兴趣是显而易见的，且在不断增加。” 弗洛姆还为1986年出版的尼雅纳波尼卡·特拉（Nyanaponika Thera）的佛教哲学论文集写了前言。
还有许多其他重要贡献者，如杰克·康菲尔德、约瑟夫·戈尔茨坦、塔拉·布拉赫、马克·爱泼斯坦（Mark Epstein）和一行禅师（Thich Nhat Hanh），他们推动了佛教禅修与心理学的结合。
精神分析由这些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开创，其核心思想是将隐藏的情结和记忆揭示并带入意识是一个治疗过程。将情结或神经症从无意识到意识转移，与正定和正见的原则密切相关。有人可能记得，荣格临终时在阅读许云（Hsu Yun）的法语译本，据说他对禅宗处理无意识的简洁直接方法感到非常兴奋。
佛教与存在主义心理学
佛陀说人生是苦。存在主义心理学提到本体焦虑（恐惧、angst）。佛陀说苦来自执着。存在主义心理学也有类似观点。我们执着于事物，希望它们带来某种好处。佛陀说苦可以停止。佛教的涅槃概念与存在主义者的自由很相似。实际上，佛教中的自由常指从轮回或业力影响中解脱。对存在主义者来说，自由是我们存在的事实，但我们常忽视它。最后，佛陀说有道可灭苦。对存在主义心理学家来说，治疗师必须积极帮助客户意识到苦的现实及其根源。同样，客户必须积极努力改善——即使这意味着面对他们一直回避的恐惧，尤其是害怕在过程中“失去”自己的恐惧。
佛教与认知行为治疗原则
佛教的正念实践已被明确纳入多种心理治疗中。更具体地说，涉及认知重构的心理疗法与佛教对个人苦难的古老解药共享核心原则。
弗洛姆区分了心理治疗中使用的两种冥想技术：
- 用于放松的自我暗示；
- “达到更高程度非执着、非贪婪和非幻觉的冥想，简言之，帮助达到更高存在层次的冥想。”弗洛姆将后者归因于佛教的正念实践。
两种日益流行的使用佛教正念技术的治疗实践是乔恩·卡巴特-津（Jon Kabat-Zinn）的基于正念的压力减轻（MBSR）和马莎·M·莱恩汉（Marsha M. Linehan）的辩证行为疗法（DBT）。其他使用正念的著名疗法包括基于正念的认知疗法（MBCT）和史蒂文·C·海斯（Steven C. Hayes）的接受与承诺疗法（ACT）。
基于正念的压力减轻
卡巴特-津在马萨诸塞大学医疗中心与4000多名患者合作，历时10年开发了为期8周的MBSR项目。他写道：“这项‘工作’首先涉及定期、有纪律地练习当下意识或正念，完全‘拥有’你经验中的每一刻，无论好坏。这就是完全灾难性生活的精髓。”
曾是禅宗修行者的卡巴特-津继续写道：“尽管现在正念禅修常在佛教语境中教授和实践，但其精髓是通用的。然而，正念源自佛教并非偶然，因为佛教首要关注的是解除苦难和消除幻觉。”
不出所料，从临床诊断来看，MBSR对患有抑郁症和焦虑症的人有益。但这个项目旨在服务任何经历重大压力的人。
辩证行为疗法
禅宗修行者莱恩汉在撰写关于DBT的文章时指出：“正如其名，其首要特征是强调‘辩证法’——在持续综合过程中调和对立面。这种对接受的强调作为对变化的平衡，直接源自佛教实践与西方心理实践的结合。”她还写道：“正念技能是DBT的核心。它们是最先教授的技能，每周都会复习。这些技能是东方精神训练禅修实践的心理和行为版本。莱恩汉大量借鉴了禅宗实践。受控的临床研究已证明DBT对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有效。”
阿尔伯特·埃利斯（Albert Ellis）博士曾写道，理性情绪心理治疗理论中的许多原则并非新的，有些早在几千年前就由道家和佛教思想家提出。 例如，佛教认为愤怒和恶意是精神发展的基本障碍。对愤怒的常见解毒剂是积极思考慈爱。这类似于埃利斯描述的被称为“情感训练”的CBT技术。
行为主义学派将人类功能描述为行为原则，可通过操作产生积极影响。在八正道中，我们看到这种方法的反映，比如对正业、正语和正命的劝诫。想想佛陀的故事：一个富有但吝啬的人来求教，希望发展精神生活，却无法分享财富。佛陀让他养成用右手给左手有价值物品的习惯，从而学习布施的艺术！
认知和认知行为主义者更关注训练心智，审查和质疑假设、恐惧和信念。这些治疗师常使用可视化和积极自我对话等技术，教导或忘却有帮助或无帮助的原则。同样，八正道及其对正念和正思的关注是佛教思想的必然结果。
佛教与其他心理治疗原则
完形疗法由弗里茨·珀尔斯创立，很大程度上基于存在主义哲学，尤其是禅宗佛教。其前提是我们必须与整个人合作（德语中的“gestalt”），这与正见的智慧相呼应。其技术鼓励正念，关注当下的现象学和体验性现实，涵盖身体、情感和心智领域。
大卫·布雷泽（David Brazier）在《禅宗疗法》一书中比较了一些主要佛教概念和以人为本（罗杰斯式）疗法。这种由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开发的疗法几乎包括所有有效疗法的原则或技术。简单来说，它的目标是为患者提供一个安全空间，让他们表达问题。治疗师不主导过程，而是假设患者有资源处理自己的“治愈”和自我成长，前提是环境支持他们。像佛陀一样，这种非权威方法暗示患者可以“成为自己的明灯”。治疗师可能只是提供积极和共情的倾听，反思并验证患者的挣扎，但他们仍为变化提供了三个关键要素：无条件的积极关注、共情和一致性（真诚性）。这些被认为是创造个人成长和发展环境的关键。
这对佛教学生尤其有趣，他们被告知所有苦都源于贪、嗔、痴这三个“苦根”或“毒”。布雷泽展示了以人为本疗法如何对抗这三种“毒”：共情是对憎恨的解药，无条件的积极关注提供接受自我和他人的模式对抗贪婪，一致性（真诚性）是妄想的对立面。布雷泽认为，妄想可译为“不一致性”，即自我和心智与真实及当下的分离。
结论
佛陀常被称为“伟大的医师”。像任何治疗师一样，他的目标是识别、解释并终止人类的苦。所有治疗师都有类似目标。四圣谛采用诊断格式解释苦及其治疗：第一个圣谛识别疾病，第二个提供原因，第三个给出预后，第四个建议方法。
哲学家和东方学家艾伦·瓦茨写道：如果我们深入研究佛教这样的生活方式，会发现它不是西方理解的哲学或宗教，更像是心理治疗。 这些东方生活方式与西方心理治疗的主要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关注意识的改变，关注我们感受自身存在以及与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方式。
佛教的真正意义在于以“新的态度”回归今生——你自己的小小生命。通过更平静、更觉知、更善良，放弃嫉妒、贪婪和憎恨，理解无物永恒，悲伤是我们为爱自愿付出的代价……今生至少变得可以忍受。我们不再折磨自己，允许自己享受可以享受的事物。
佛陀是一位独特的心理治疗师。他的方法帮助了数百年来数百万人。如今，西方世界已认识到佛教的心理精髓。西方的许多心理治疗系统源自佛陀的教义。佛陀对每个求教的人都表现出共情和非评判的接受。他帮助人们获得洞察，促进成长，同时消除困扰和痛苦的情绪。他的方法卓越，适用于所有时代。
乔达摩王子倾其一生理解并传播他的哲学。人们一生致力于研究和理解他的哲学。作为现代精神病学学生，我不敢自称是佛教哲学或宗教的专家。这篇文章只是我对他哲学的一点浅显理解，也是向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心理治疗师之一表达深深敬意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