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研究的达尔文革命：从多样性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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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现状：意识实验室的研究主要依赖人类的言语报告，并以此构建理论，再应用于其他特殊案例（如黑猩猩、章鱼）。
问题：
- 这种方法本质上仍以人类为中心。
- 远亲物种的意识形式可能截然不同，仅从人类特征出发会忽略这种多样性。
- 批评者误以为“自下而上”的进化方法会完全忽略人类证据，这是一种曲解。

借鉴其他生物学领域：研究免疫系统或眼睛时，进化生物学家会将人类数据与其他物种数据并列考察。意识科学也应如此，但目前却基本是非历史性的。
关注多样性，而非人类中心尺度：
- 若只关注人类视网膜和色觉模型，就会错过虾的复眼、鹦鹉螺的针孔眼等多样形式。
- 生物学是关于形式多样性的科学，而非通向人类完美的单一阶梯。
运用成熟的进化论工具：
- 自然选择、功能分析、系统发育思维等工具，已成功揭示了眼睛、免疫系统、飞行等奥秘。
- 意识科学却将自己禁锢在前达尔文时代，剥离了这些关键工具。
“自下而上”方法的优势：
- 它并非抛弃“自上而下”的方法，而是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进化生物学的工具。
- 利用动物起源、大脑演化、祖先生活方式等事实作为约束和证据，来评估哪些理论更合理。
纠正错误假设：
- 围绕人类独有能力（如复杂语言、元认知、自我意识）构建的理论，误将“使我们独特的东西”当成了“使意识成为可能的东西”。
- 作者提出“病理复杂性论题”：意识进化是为了帮助具有复杂身体的生物应对艰难的权衡，其起源是简单的评价性感受（好与坏），用以指导行为。

质疑：进化推理过于推测性。
- 回应：这种担忧恰恰反映了意识科学作茧自缚。“自上而下”的方法使意识研究绝缘于那些革新了其他所有生物现象理解的工具。
- 并非所有推测都是不科学的。所有关于远古历史的研究都需处理稀疏证据，科学的方法是构建竞争性模型、收集证据、完善理论。这是有经验基础的、完全合理的“推测”。
真正不合理的推测：是那种认为意识应被区别于其他所有生物现象来对待的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