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瘾的联结与隔离：超越“疾病”框架的社会性审视

核心观点

• “成瘾”本身是一个不稳定的概念，缺乏清晰统一的定义。
• 将成瘾简单地视为一种绝对有害的、需要克服的“疾病”或“问题”，这种主流观点可能阻碍了我们有效应对其带来的社会性伤害。
• 一种替代性的视角：成瘾可以是一种常见的人类状态，其性质（是“瘾”还是“恶习”）取决于它是否将人与所爱之人和社会联结在一起。
• 对于社交媒体（如Instagram）等产品，关键不在于争论它是否“临床成瘾”，而在于它如何设计运作——是促进联结，还是导致孤立与伤害，并从中牟利。

关于“成瘾”概念的争议与局限

• 近期针对Meta（Instagram母公司）的诉讼，原告与被告都默认“成瘾”是 inherently harmful（固有有害的）。

• 这种假设并未帮助我们：

  • 更好地保护孩子。
  • 更有效地监管造成伤害的企业。
  • 创造一个更安全的社会或减少用药过量死亡。
• “成瘾”定义模糊，使得企业容易推卸责任（例如，Meta可以辩称其产品不构成“临床”成瘾）。
• 围绕“是否成瘾”的争论，可能让我们忽略了真正的伤害所在。

一种替代框架：来自墨西哥城社区的视角

• 在作者进行人类学研究的墨西哥城社区中，人们对“成瘾”和“恶习”有独特的区分：

  • 成瘾：被赞扬，指那些能将人与所爱之人紧密联结在一起的强迫性依赖（如对毒品、酒精、苏打水、Facebook的依赖）。这是一种 communal activities（集体活动），不单独进行。
  • 恶习：指那些将人从所爱之人身边拉走的强迫性依赖。

• 该社区的普遍信念：

  • 每个人都是成瘾者。
  • 每个人一生中都至少会一度沦为“恶习”的猎物。
  • 两者皆无需感到羞耻。
  • 对于那些迷失于“恶习”的人，他们需要的不是“克服”依赖，而是用新的、能维系关系的“成瘾”来替代。

美国主流文化对“依赖”的排斥

• 美国（以新教为主导）文化推崇个人主义，对依赖任何事物或任何人都感到 deeply uncomfortable（深感不适）。
• 过去一个世纪，对成瘾的各种科学定义（代谢紊乱、化学失衡、大脑病变、遗传倾向）背后，有一条共同的线索：对“失控的依赖”的 overarching fear（首要恐惧）。
• 在这种视角下，成瘾是一种“谜题”、故障，是“人应该如何”的偏离，是无法忍受的堕落。

重新构想：如果成瘾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状态？

• 如果我们接受成瘾是一种 often glorious, sometimes scary, and very common state（时常精彩、有时可怕且非常普遍的状态）？
• 如果我们预期，在一生中，我们都将 repeatedly（反复地）被比自身更强大的力量（无论是海洛因还是狂热爱好）席卷？

• 从这个起点出发，我们可以制定更务实的政策：

  • 对成年人：如同管理酒精，重点在于安全使用和减少伤害（如安全注射站点、受监管的药物提供），让人们能在依赖的同时保持社会联结与功能，而非被排斥。
  • 对儿童：如同对待枪支、香烟、酒精，承认他们更为脆弱，需要保护。

Instagram 是“成瘾”还是“恶习”？

• 无需法庭裁定，无限刷新的内容对成人和儿童都可能具有 obliterating（毁灭性）影响。它当然是“成瘾性”的。

• 关键区别：按照墨西哥城社区的框架，当前设计的Instagram不是一个能维系人际联结的“成瘾”，而是一种“恶习”。

  • 它让孩子独自点击、独自滑动、独自受伤，将他们从身边的人身边拉走。
  • Meta 从这种 isolation（孤立）中获利，其产品设计恰恰破坏了“成瘾”在最佳状态下所能 sustain（维系）的人际联结。
• 核心问题：不在于Instagram是否让人上瘾，而在于 “我们应以何种方式成瘾？” 以及，我们是否愿意将孩子的强迫性依赖托付给马克·扎克伯格？

对社交媒体禁令的再思考

• 禁止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如澳大利亚的做法），其目的不应是徒劳地“预防成瘾”，而应是：

  • 防止儿童在独自点击、被推销商品的过程中，遭受 self-harm（自伤）和自杀的风险。
• 禁令也会迫使社会注意到：我们目前缺乏可以替代社交媒体的、能让孩子进行 compulsive play（强迫性玩耍/沉浸式游戏）并与同伴联结的选项。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成瘾本身，而是成瘾的导向与设计。我们需要的，是能联结彼此而非隔离彼此的依赖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