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具体恐惧到慢性焦虑:风险感知的现代转型
核心观点
现代社会的核心威胁已从具体、即刻的风险,转变为对未来全球性灾难事件的预期。这种风险感知的转变,结合媒体饱和与持续不断的全球危机,共同塑造了一种普遍的、长期的社会性焦虑状态,使个体长期处于心理警觉之中。
从具体恐惧到慢性焦虑的文化转变
- 社会经历了一个文化转变:从经历偶发性的恐惧,转变为处于一种普遍的、背景式的焦虑水平。
这种焦虑水平的提升主要由两大因素驱动:
- 媒体饱和:持续不断的媒体曝光提高了我们对全球性威胁(如恐怖主义、自然灾害)的认知。
- 数字媒体革命:通过新技术消费和分享信息的方式,改变了我们感知风险的模式。
媒体饱和与威胁感知的放大
- 研究证实,媒体对风险事件的报道会深刻影响我们对风险的感知和反应。
具体研究发现:
- 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媒体暴露的增加导致了个体普遍焦虑水平的上升。
- 个体对遭受攻击可能性的感知,往往仅基于媒体曝光程度,而非客观统计风险。
- 高强度的媒体使用会加剧担忧情绪,并影响人们采取保护性行为的可能性。
- 间接的媒体暴露能产生与直接经历相似的社会和心理影响。
二十年来的叠加危机与安全感的消解
- 信息即时性 消除了地理距离感,使远方发生的危机(如爆炸、野火)变得如同个人身边事件,神经系统难以区分远近。
过去二十年间,多重全球性危机接连发生并相互叠加,其心理影响持续累积:
- 全球反恐战争:重塑了国家安全与个人安全的主观及客观指标。
- 多次金融危机:动摇了我们对经济稳定和公民社会角色的假设。
- 气候变化:从科学讨论演变为通过极端天气事件被亲身感知的现实。
- COVID-19大流行: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生活经验,改变了日常惯例、经济与关系。
- 这种“危机叠加”效应导致未解决的紧张情绪持续存在,催生了长期的过度警觉。
焦虑对政治与民主韧性的影响
在充满敌意或威胁的环境下,焦虑会影响民主公民身份:
- 人们会对威胁更加警觉,同时也更容易受到情绪化信息的影响。
- 极端团体善于在普遍不确定的时期,将其危险叙事嵌入政治话语。
- 气候变化 贡献了一种特别持久的不安层,加剧了长期的集体心理压力。
威胁感知的持续性与安全感的再定义
- 尽管从某些统计数据看(如暴力、大流行病),世界并未变得更危险,但风险感知却大幅增加,导致个体感到风险无处不在且切身相关。
- “永久警觉”心态是全球性危害、政治信息和媒体相互关联的结果。
安全感的个体差异:
- 安全感并未完全消失,心理韧性确实存在。
- 风险感知因人而异,并可能随着对事件的适应而趋于稳定。
- 安全感具有一定精确度,并通过协商形成,每个人的“常态”由其自身对不确定性的感知来定义。
- 可能的出路:与其试图消除风险,不如转变看待风险的方式。理解社会结构、沟通方式以及政府如何制造恐惧激励,有助于我们恢复心理平衡。在现代世界,在风险中寻找生命的意义,可能比追求绝对无风险的状态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