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常态化:非人化、归咎与旁观者瘫痪的死亡政治
核心观点
- 暴力通过持续暴露可被常态化。
- 被非人化的群体更容易成为可被接受的暴力目标。
- 受害者越是因其苦难受到指责,他人干预的动机就越弱。
暴力对“可牺牲”群体的常态化
- 政治操纵:政治行为者常利用我们既想回避又想窥视暴力的本能,使我们变得既共谋又无助。
- 死亡的政治表演:政治性死亡(尤其是尸体)能强化施暴者的权力,并塑造旁观者的行为。暴力见得越多,就越被视为“自然”,我们便越习惯于仅仅“观看”。
- “死亡政治”与可牺牲的生命:在“死亡政治”情境下,某些生命在肉体被消灭前很久就被视为可牺牲的。他们的死亡不会引发道德震惊,因为他们早已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作“已死”。大量堆积的尸体成为一种政治表演。
案例对比:
- 加沙:超过7万人死亡,包括2万多名儿童。持续的暴力导致一些人对此麻木,甚至对巴勒斯坦儿童的死亡进行嘲弄。
- 美国ICE拘留所:死亡人数规模较小,但当遇害者包括白人美国公民时,公众的愤怒显著增加。这表明对无证移民的刑事定罪,为部分美国人创造了一个“可牺牲”的类别,而白人公民通常不在此列。
非人化的社会心理学
- “被认可的大屠杀”的条件:赫伯特·凯尔曼指出,“被认可的大屠杀”具有无差别、无情、常系统化等特点,并指向无防卫能力的平民。他认为,对受害者的非人化是其中的关键要素。
非人化的过程与影响:
- 当我们将某类人不再视作人类时,便可轻易地将所有过错归咎于他们。
- 这一过程在美国的现实中可见,例如,将ICE杀害的人随意贴上“罪犯”、“恐怖分子”等标签。
- 非人化与残酷对待的结合,更容易在旁观者中引发厌恶而非同情。一个群体越是遭受暴力和剥夺,他们在他人眼中就越不像是人;他们因被残暴对待而显得越不堪,我们就越缺乏制止暴行的动力。
“咎由自取”的受害者
- 归咎受害者的心理效应: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人们被认为应对自己的苦难负责时,我们更少同情他们,也更不愿意提供帮助。被非人化的个体常被视为对自身痛苦负有更多责任。
为暴行开脱:这种认知上的转变,使得政治领袖及其支持者更容易为针对这些群体的暴行辩护。
- 当侵略行为被描绘成自卫(如明尼苏达州的案件),公众历来更倾向于指责被侵略方而非侵略者。
- 受害者被归咎,使得施害者更容易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旁观者也更容易保持被动。
- 死亡政治的核心:在殖民非人化的机制中,人们不是因为所作所为而被杀,而是因为他们的身份而被杀。这就是死亡政治的核心:利用国家认可的暴力,不仅在肉体上,更在政治和道德上抹除一个群体。
从瘫痪到行动
我们许多人感受到的瘫痪,以及在面对大规模死亡时看似无法行动的状态,不应被视为偶然。这是通过非人化、责任转嫁和暴力常态化而被精心设计的。暴行依赖于我们保持冻结状态,无法从见证者转变为行动者。
要打破这种瘫痪,我们必须直视暴力,并如实指称它。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拒绝施害者为我们设计的被动角色,重新获得以完整人性做出回应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