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的社会烙印：现代性如何塑造我们的感受

核心观点

启蒙运动用进步和可完善性的观念取代了原罪论，从而在制度层面大规模地确立了对个人幸福和更美好世界的希望。希望构成了美国梦、资本主义和消费文化的基石，其词汇是抱负、野心和成就。

然而，许多人的希望从未实现，随之而来的是失望，甚至是“绝望的死亡”。如今，希望是一种介于行动与幻想、改变世界与接受现实、抵抗与寂静主义之间的“模糊情感”。

愤怒的抗议常始于个人感知到的伤害，并在公众认为官员违背法律或道德原则时迅速蔓延。愤怒是“平等文化的表达”，尤其当其被框定在种族、理性、民族或党派框架内时。没有愤怒，可能意味着对不公的顺从。

自由主义政府承诺保护公民免受恐惧，但它们也常常利用恐惧来操纵和压制内外部敌人。由于“恐惧有生物学基础”，它倾向于压倒其他情感，主导公共领域。

大规模移民催生了“陌生人”这一新的社会类型，他们身上体现了自由、流动，以及对故土的怀旧。

不仅移民，一些留守者（如纳粹掌权时的德国犹太人、苏联解体时的俄罗斯人）也会怀念他们失去的世界。怀旧与无家可归感，催生了可能是反动性的，也可能是建构新时间共同体的政治实践。

嫉妒 (Jealousy)：随着父权制下伴侣式一夫一妻婚姻的出现而被重新定义。
羞耻 (Shame)：依赖于他人和制度建立的规范。例如，许多强奸女性受害者的羞耻感，根植于她们被教导要守护的“性纯洁”意识形态。美国梦也意味着“贫穷将被体验为一种羞耻”。社交媒体的普及更强化了“羞辱”同龄人与精英的“权利”。
骄傲 (Pride)：是羞耻的重要解药（如骄傲游行），但也可能“活在过往羞耻的阴影中”，固化个体与群体身份，并滋生怨恨。因此，作者为争取平等认可的群体提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建议：“更安静、更短暂的骄傲”。
浪漫爱 (Romantic Love)：横跨现代性的两种逻辑：一是个人有权按自身偏好生活（如最高法院推翻反异族通婚法），二是婚姻作为社会流动的工具（导致许多人选择社会经济地位、品味和价值观相近的伴侣）。

我们的情绪“本质上是社会性的”，但它们有时也会“爆发出来，规避并超越我们的社会角色”，并“引发私人的或集体的革命”。因此，爆炸性情绪不仅是心理学家的研究对象，也同样是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合适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