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林即众人：从纽伦堡审判看邪恶的平庸与责任之谜

核心观点

电影《纽伦堡》的拍摄与它所描绘的纽伦堡审判（1946）本身一样，是一次充满风险的尝试。

审判的风险：检察官们深知，若未能成功定罪并处决纳粹高层，将是不可接受的。他们没有现成的法律平台或先例可循，必须在罪行发生后创建法律框架（an otherwise inconceivable move in the world of law），且全世界都在瞩目。
电影的风险：电影参与塑造我们对历史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任何电影都是一种“神话创造”，本片的风险在于可能创造或强化有损历史记录真实性的神话。

作者认为，电影成功地驾驭了这片困难地带。

大屠杀是一场无法通过单一视角完全理解的工业式毁灭。电影为满足叙事需求，必须聚焦于少数核心人物。

戈林的复杂性：他并非疯子，而是虚荣、狡猾、自恋（narcissistic）的。他的邪恶是在一个复杂的邪恶系统中显现的。“戈林即众人”的启示在于，迫使观众反思自身的潜在可能性。
凯利博士的悲剧：作为评估被告精神状况的精神病学家，他深陷冲突的期望与义务之中。他比纽伦堡任何人都更理解戈林，而这种理解可能促成了他的悲剧——审判结束十年后，凯利博士以与戈林相同的方式（吞服氰化物胶囊）自杀（suicide）。
定罪的转折点：戈林的狡辩最终被英国助理检察官马克斯韦尔-法伊夫爵士打破。他迫使戈林面对冲突的偏好，追问其若知悉大屠杀全部真相是否会继续追随希特勒，从而得到了定罪所需的“肯定”答复。

尽管作者个人反对死刑，但他认为戈林的定罪是公正的，绞刑也是正当的。根本的伦理关切在于：惩罚（punishment）必须且只能紧随责任（responsibility）而来。 戈林负有责任，因为他本有可能阻止大屠杀，却没有这样做。

对于相信自由意志（free will）的人，这一切顺理成章：戈林本可做出不同选择，他自由地选择了不为，因此必须承担后果。

对于否认自由意志的决定论者，则存在分歧：

一派认为，一旦自由意志被正确理解为幻觉，责任概念也将消亡。
作者的观点：决定论（即没有自由意志）与责任概念是兼容的，因而也允许惩罚。是戈林这个特定个体的行动与不作为导致了后果，而非他人。宇宙的决定论因果流塑造了戈林，而他的惩罚正是对其责任的确认，无需断言他本可以自由地成为另一个人。

演员的表演让我们得以看见，即便在行为（无论作为或不作为）如此恐怖的人物身上，也存在着人性。这是凯利博士试图传达的，也是后世社会心理学家一直致力研究的洞察。

正如《我们父辈的伦理》（The Ethics of our Fathers）所言：我们虽无义务必须完成这项工作，但也无权停止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