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谋与精神错乱：理性计划下的非理性犯罪

核心观点

• 预谋行为本身并不能排除以精神错乱为由进行无罪辩护的可能性。
• 计划行为本身可能由精神病性症状驱动。
• 一个人可能知道其行为违法，却仍无法认识到其道德上的错误性。
• 司法鉴定评估者致力于寻找精神疾病与犯罪行为之间的因果联系。

预谋与精神错乱的法律迷思

林赛·克兰西案引发了核心法律争议：一个精心策划杀人行为的人，是否仍可能被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精神错乱？检方视其预谋为神志清醒的证据，而辩方则主张其行为受产后精神病支配。直觉上，有计划的暴力等同于清醒的暴力，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先例：安德烈娅·耶茨案

耶茨溺毙五名子女的行为是有目的且有条不紊的：

• 等待丈夫离家上班。
• 给浴缸放满水。
• 将孩子逐个带入浴室，从最小的开始。
• 将尸体放在床上并盖上床单。
• 随后拨打911。

尽管她知道自己的行为违法并预期会被逮捕，但在2006年的重审中，她仍被裁定因精神错乱而无罪。原因在于：

• 她的行为基于妄想：她坚信孩子们精神受损，会堕入地狱。
• 她的动机是扭曲的“拯救”：她认为在孩子们达到承担罪责的年龄前杀死他们，是在拯救他们的灵魂。
• 计划为妄想服务：所有周密的计划（如支开丈夫、防止狗干扰）都是为了完成其妄想中的“使命”。方法看似理性，前提却是精神错乱的。

理性计划与非理性信念的悖论

• 暴力并非总是冲动：研究表明，在法医精神病学背景下，约54%的暴力行为是冲动的，但仍有相当一部分（约46%）并非如此。
• 计划能力不等于现实感知能力：计划反映了认知能力，但不必然反映对现实的准确感知。
• 精神疾病患者的预谋：一项针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凶杀案的研究发现，约43%的案件存在明显的预谋成分，但其中许多人因预谋发生在精神病性框架内而被判定无刑事责任。

关键点：一个人可以为了执行一个妄想而制定并实施周密的计划。计划本身是真实的，但计划所基于的“现实”却是虚假的。

“知道”违法与“认识”错误之别

精神错乱的法律标准询问：被告是否知道或认识到其行为的错误性。两者存在重要区别：

• 知道违法：指了解行为违反法律，会招致法律制裁。
• 认识错误：指在道德层面理解行为本质上是错误的。

例如：一个妄想上帝命令其献祭孩子的人，可能完全清楚法律不允许这样做，并预期会被逮捕。但在其妄想框架内，他/她坚信自己在做正义之事。他/她承认法律上的错误性，却无法认识道德上的错误性。这一区别是耶茨案的核心。

司法鉴定评估的关键问题

判定刑事责任需建立精神疾病与犯罪行为之间的因果联系。评估者关注：

• 犯罪时的言行：犯罪前后及过程中的陈述至关重要，因其不易伪造。

  • 案例：达米安·麦克尔拉思弑母后立即写下纸条，称母亲“承认”多年毒害他，并拨打911询问自己的行为是否错误。这些反映其长期妄想的即时陈述，帮助确立了因果联系。

• 犯罪目标与动机：

  • 因精神错乱被判无罪者，更可能以家庭成员为受害者，且约三分之二的动机源于偏执妄想。
  • 被判有罪者，则多出于报复、嫉妒、经济利益等常规动机。

• 犯罪后的行为：试图逃避或隐瞒表明意识到行为被禁止，但这不等同于认识到道德错误。

  • 因精神错乱被判无罪者，显著更少逃跑或隐匿证据（如耶茨和麦克尔拉思均自行报警，未曾逃跑）。

结论要点

• 预谋证据是判定刑事责任的一个因素，但并非决定性因素。
• 核心问题是：严重的精神疾病是否阻止了被告认识（而不仅仅是知道）其行为的错误性。
• 精神病与计划可以共存。当它们共存时，关键不在于被告能否计划，而在于他们是在何种“现实”中进行计划的。这正是林赛·克兰西案陪审团需要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