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氟拉明实验：精神病学中的种族主义与历史失忆

核心观点

• 20世纪90年代，一项针对34名黑人及棕色人种男孩的芬氟拉明研究，体现了精神病学领域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与伦理失范。
• 研究存在严重伦理问题：基于种族选择受试者、使用已禁药物、知情同意不充分、侵犯隐私，且研究者未受追责。
• 该研究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精神病学历史上将少数族裔的生存与反抗病理化、并以此进行社会控制这一模式的延续。
• 现行精神病学培训体系刻意回避了此类涉及种族歧视的历史，这种缺失使得行业无法反思与进步，可能导致历史重演。

芬氟拉明研究事件回顾

• 时间与地点：20世纪90年代中期，纽约顶尖机构的儿童心理健康研究人员进行。
• 研究对象：34名6至10岁的黑人及西班牙裔男孩。他们是被定罪少年犯的弟弟。

• 研究设计：

  • 受试者选择基于种族：明确排除白人儿童，认为黑人及西班牙裔儿童有更高的“破坏性行为”风险。
  • 非法使用少年法庭记录以确定和招募受试者。

• 研究过程：

  • 向男孩们注射芬氟拉明（一种后来因导致心脏瓣膜病和肺动脉高压而被FDA禁止的减肥药）。
  • 受试者需禁食18小时，并接受长达6小时的静脉导管注射。

• 伦理问题：

  • 知情同意不充分：招募信声称旨在研究“是什么让孩子远离麻烦”，而实际研究的是暴力风险，被同行批评为“糖衣包装”和“误导性”。
  • 风险最小化：知情同意文件淡化了风险，家庭仅获得不足200美元的报酬。
  • 无治疗性质：这是一项非治疗性实验，对儿童无直接健康益处。

事件的后续与反响

• 投诉与调查：1997年，残疾人权益倡导者代表受影响家庭提出正式投诉。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NIMH）介入调查，但最终认定研究无不当行为。
• 缺乏追责：研究人员及相关机构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从未受到任何制裁。研究成果仍在顶级期刊上发表。
• 舆论监督：媒体进行了广泛报道，其中《乡村之声》的调查指出，研究人员故意向家长隐瞒了研究的真实目的。

历史与结构性背景

• 研究发生时的社会环境：

  • 正值“毒品战争”高峰期，“超级 predators”等种族化迷思被用来为严打犯罪政策辩护，导致黑人及拉丁裔社区被过度监管和监禁。
  • 同期发生了“中央公园五人案”（五名黑人及拉丁裔青少年被误判强奸罪）。

• 精神病学的历史模式：

  • 将反抗病理化：历史上，精神病学常将少数族裔对种族压迫的生存与反抗定义为精神疾病。

    • 奴隶制时期：“漫游症”（Drapetomania，即逃跑奴隶综合症），建议治疗方式是鞭打。
    • 民权运动时期：将争取人权的黑人男性诊断为“抗议性精神病”。
  • 忽视结构性暴力：芬氟拉明研究专注于在黑人男孩体内寻找“暴力”的生物学标记，而非审视贫困、种族主义等结构性暴力根源。

• 更广泛的医学实验史：

  • 该研究是强迫性医学实验历史的一部分，与此前的“塔斯基吉梅毒实验”（1932-1972）及对数万名少数族裔妇女的强制绝育等一脉相承。

对当代精神病学实践与培训的启示

• 培训体系的重大缺失：

  • 作为专注于医疗领域种族主义与反种族主义的儿童精神科医生，作者在正规培训中从未接触过这一案例。
  • 这暴露了精神病学教育中批判性历史的缺失，而“未被教授的内容”与“已被教授的内容”同等重要。

• 实践中的批判性视角缺位：

  • 培训只教授了“如何”开药（检查指标、遵循指南），但未培养“批判性开药”的能力，即分析精神病学如何可能在“关怀”的旗帜下行使社会控制功能。
  • 在自由受限的环境（如少年拘留所、寄养家庭、住院机构）中，最脆弱的、通常是少数族裔的儿童，往往也是用药最多的群体。

• 行业的责任与沉默：

  • 儿童精神病学领域尚未正式承认并反思这项研究滥用。
  • 进行该项研究的机构及其职业生涯因此受益的研究人员，应当被问责。
  • 最初的批评声音来自行业外部（公益倡导团体、法律人士、社区组织），行业内部的沉默可能意味着历史的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