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心理研究 下的文章

语言的无意识

无论是精神分析师还是文学研究者,他们的目标都是通过语言找到文本中隐藏的潜台词。无意识并非存在于语言之外,而是嵌入在文本之中。

文学和精神分析都关注隐藏在语言中的无意识信息,这些信息通过隐喻、节奏、词语的平淡和空洞等方式表现出来。

文学并非孤立地创作而成,它反映了人类的思想和情感,往往受到心理力量的影响。精神分析为理解文学作品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通过探索人物的无意识动机,揭示了文学作品的深层含义。

如何通过心理学分析不同文学类型里的人物

  • 小说:通过分析人物的过去经历和心理动机,可以揭示他们的行为逻辑和思想深度。
  • 诗歌:诗人常通过诗歌表达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潜意识,心理学帮助解读这些隐喻和象征。
  • 戏剧:戏剧人物的情感和行为可以通过心理分析揭示其内心冲突,尤其是分析悲剧人物时。

除了分析作品人物,心理学同样也可以用于分析作者本人、读者受众等等。

弗洛伊德的哪些精神分析理论在解释文学作品的隐含意义方面起重要作用?

  • 潜意识:文学人物的动机和行为可能受到隐藏的潜意识驱动,而非表面的意识逻辑。
  • 俄狄浦斯情结:许多经典作品中的人物关系(如父子冲突、母子情结)可用这一理论解释。
  • 人格结构:人物的内心冲突可以理解为本我(欲望)、自我(理性)、超我(道德)之间的斗争。
  • 防御机制:人物的行为可能是对潜意识冲突的防御反应,如压抑、投射、否认等。
  • 梦境及其象征:人物会借助梦境表达那些在现实生活中难以面对的感情和欲望。

避免还原主义

精神分析的文学批评常被指责为还原主义,即将文学作品简化为心理现象。然而,任何解读方法都可能具有还原性,因为解读本身就是一种对意义的归纳过程。

任何理解都基于先前的知识和偏见。研究者在解读文学时,必须意识到自己的主观性和预设。

为抵御还原主义的风险,需要对文本多层次、多样化的分析,同时研究者有必要进行自我反思。

避免主观性与移情

精神分析批评者需要意识到自己的主观性移情反应,因为这些因素会影响解读的过程和结果。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具有主观性和历史性,因此研究者必须意识到自己的偏见,以便更好地理解文本的“他者性”。

在文学研究中,研究者无法像在治疗中那样通过患者的反应来验证解释的准确性。因此,研究者应通过对文本的细致分析和自我反思,来提高解读的可信度。

研究者在面对文本时既是分析师,也是患者。文本是“假定拥有知识的主体”,而研究者则在移情关系中与文本互动。这种自觉的双重角色可以帮助研究者在解读过程中保持平衡。

研究者在解读过程中需要丰富多样的方法和理论工具,以避免陷入单一视角的陷阱。在人文学科中,研究者必须认识到自己在意义建构过程中的参与角色。

精神分析批评者可以通过反思自己的移情反应,来深入理解文本中的潜意识信息。例如,分析师在治疗中会努力区分患者的反应与自己的情感反应。同样,文学研究者也需要通过自我反思,辨别哪些解读是源于文本,哪些是源于自身的主观偏见。

补充:

为了解读艺术作品,不同的文学批评学派提出了各种方法。例如:

  • 形式主义(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鲍里斯·艾亨鲍姆、米哈伊尔·巴赫金等)
  • 精神分析批评(弗洛伊德和拉康的贡献)
  • 结构主义(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罗兰·巴特)
  • 解构主义(雅克·德里达)
  • 女性主义批评(弗吉尼亚·伍尔夫、西蒙·德·波伏娃、伊莱恩·肖瓦特尔等)
  • 读者反应理论(埃德蒙·胡塞尔、马丁·海德格尔、沃尔夫冈·伊瑟等)
  • 后殖民批评(弗朗茨·法农、爱德华·萨义德、霍米·巴巴等)
  • 新历史主义(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米歇尔·福柯)

我们都试图理解自己和他人的行为。然而,有时这一过程会因认知偏差而受阻,导致我们误解他人行为的原因。其中一个常见的偏差就是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FAE)

基本归因错误在塑造我们对他人的看法和互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影响了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活的方方面面。

本文将简单探讨基本归因错误 (FAE),包括其起因、负面后果以及应对策略1

什么是基本归因错误?

在197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李·罗斯(Lee D. Ross)首次提出并命名了这一现象。

基本归因错误 (FAE) 是人们倾向于将行为者的行为和心理状态之间的对应程度高于情境因素所能合理解释的程度。

简单来说,人们倾向于过度地将行为归因于行为者的内部特质,而忽视了情境因素的影响。 这是一种逻辑上不合理的归因偏差

例如,如果某人在工作中未能按时完成任务,倾向于基本归因错误的人可能会认为这个人懒惰、不称职或态度不好,而忽略外部因素(如工作量过重、技术问题或个人生活中的困难)。

基本归因错误的三大原因

以下三个主要因素导致了基本归因错误的发生:

  • 感知显著性: 当观察行为时,我们通常更关注显而易见的个体行为,而忽略环境的微妙影响。这种偏向放大了将行为归因于内在特质的倾向 (Gilbert & Malone, 1995)。
  • 认知简化: 为了简化复杂现象,我们倾向于使用简单的个性化解释,而忽略情境因素的复杂性 (Heider, 1958)。
  • 文化规范: 文化价值观和规范显著影响人们对行为的解读。在强调个人成就的个人主义文化中,基本归因错误更为明显;而在重视社会和谐的集体主义文化中,则更注重环境和情境的作用 (Miller, 1984; Nisbett, 2003)。

这里提供三点补充作为参考:2

1. 进化机制的猜想

"社会棋局"的社会动态——需要预测和响应他人的心理状态——可能塑造了归因机制的进化,从而导致了基本归因错误。

从人类心理机制进化的角度来理解,基本归因错误可能是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

  • 人们只考虑那些可能对心理推测者产生适应性后果的不对应的心理状态(如欺骗)。
  • 人们的推断偏向于减少错误推断的成本。
  • 人们的推断偏向于获得声誉上的利益。

也就是说,基本归因错误可能是由于人类心理机制的进化设计,旨在有效地推测他人的心理状态,从而获得适应性优势。这种偏向性推断可能会导致基本归因错误的产生。

2. 两个作用原则

人们如何根据行为者的行为和情境背景来归因其心理状态?

  • 非共同效应原则: 观察者可以根据行为者在给定情况下可选择的多种行为及其不同后果,推断行为者的内在状态。例如,一个女性在三件颜色不同的衣服中选择了绿色,观察者可以推断她更喜欢绿色。
  • 折扣原则: 当有多种可能的内在状态时,观察者无法确定行为者的具体内在状态。例如,如果那件绿色衣服还有不同的扣子,那么观察者无法确定行为者的选择是基于颜色还是扣子。

总之,非共同效应原则和折扣原则解释了观察者如何根据行为者的选择推断其内在状态,以及在存在多种可能性时观察者无法确定具体内在状态的局限性。

3. 为何过度归因

人们倾向于做出逻辑上不太合理的对应推论(即基本归因错误)。这可能是因为人类进化出了一种倾向,即更多地关注行为者的内在特质,而忽视了情境因素。

  • 这种倾向可能源于人类在社会交往中需要预测他人行为的需求。通过推断行为者的内在状态,可以更好地预测其未来行为。
  • 在一些情况下,过度归因于内在倾向可能是有适应性的。比如在猎人-采集者社会中,一个有不合作历史的个体可能会对群体构成威胁,因此过度归因于其内在倾向可能是有利的。
  • 人们可能会有策略性地歪曲归因的倾向,以提升自己的声誉或贬低他人的声誉。这种动机可能导致基本归因错误的产生。

总之,人类进化出的一些认知倾向,以及在社会交往中的特定需求,可能导致人们过度归因于行为者的内在倾向,即使情境因素很明显。

基本归因错误的负面影响

  • 刻板印象: 人们可能基于种族、性别等社会类别形成刻板印象,从而助长偏见和歧视 (Sabini et al., 2001)。
  • 偏见: 基本归因错误加剧了“我们 vs. 他们”的心理,阻碍群体间的合作和理解 (Tajfel & Turner, 1979)。
  • 指责受害者: 在需要同情受害者时,基本归因错误可能导致人们反而责怪受害者本身,例如认为“他活该”或“她是在自找”。
  • 文化误解: 跨文化互动中,基本归因错误可能导致行为的错误解读,从而加剧群体间的紧张关系 (Aririguzoh, 2022)。

识别基本归因错误的四个步骤

  1. 暂停并反思: 在得出结论前,考虑替代性解释和情境因素。
  2. 考虑环境: 关注行为发生的情境,了解动机和限制。
  3. 练习共情: 试图从他人视角理解他们的行为。
  4. 搜集信息: 在形成判断前,获取更多信息和视角。

克服基本归因错误的四个建议

  • 提高意识: 了解基本归因错误及其对社会互动的影响。
  • 挑战假设: 培养批判性思维,质疑自动化的归因。
  • 促进文化敏感性: 尊重文化多样性及其对行为解读的影响。
  • 鼓励换位思考: 设身处地理解他人的境遇,培养共情心。

通过实践这些策略,我们可以减少基本归因错误的影响,改善人际关系和社会理解。

摘要

  1. “超自然监控”(Hypernatural Monitoring)智能手机成瘾模型认为:频繁使用手机是由人类与他人建立联系被监控的基本需求所驱动的,而不是技术本身具有成瘾性。
  2. 将智能手机成瘾置于人类社交性的更广泛背景中,即使看似非社交的手机功能,比如游戏和信息搜索,也跟源于社会进化机制。
  3. 智能手机的使用远非反社交,事实上是超社交的,大部分使用时间都是用于直接或间接的社交互动。
  4. 性别在智能手机使用和成瘾方面具有差异,女性在社交认知方面的优势使她们更容易陷入成瘾性智能手机行为。

人类是社交型物种

  • 人类大脑大部分时间用来思考和演练社交场景;
  • 这种社交认知在人类进化中具有适应性意义,有助于维系社会关系。

人类是一种高度社交化的物种,社交需求是人类进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智能手机只是满足这种需求的一种新的方式。

智能手机使用的社交本质

  • 智能手机使用主要集中在社交活动,如社交网络、短信和通话等。即使是一些非社交的功能,如信息搜索,也具有间接的社会性,因为他们能让用户获取他人创造的知识和信息。

    • 人类在任何环境中都需要依赖他人积累的大量文化信息和知识才能最佳发挥,这种从他人学习的需求驱动了信息搜索行为。
    • 游戏和竞争也源于社会进化机制,通过内部和群体间的竞争,帮助推动了技能、知识和技术的代际传播。在玩游戏时,人们实际上是在练习特定领域的技能,以及社会竞争本身的技能。
    • 手机提供了一个超高效的平台,满足了人类连接他人、从他人学习,以及与他人比较竞争的深层进化需求。
  • 更频繁地使用智能手机进行社交活动,更容易养成成瘾性习惯。这表明社交需求是智能手机成瘾的核心驱动因素。
  • 与他人进行社交比较和监测是人类认知的基本特征,智能手机只是放大了这一过程,使之变得更加频繁和强烈。

超自然监控模型

超自然监控模型是一种解释智能手机成瘾行为的理论框架。该模型认为:

  1. 人类天生具有监视和被监视的社交需求,这是一种基于进化的社交认知机制。我们倾向于通过想象他人的视角来引导自己的行为和决策。
  2. 智能手机及其社交媒体功能为满足这种社交监视需求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我们可以通过手机随时关注和被关注。这种“超自然监控”行为容易导致成瘾性行为。
  3. 智能手机上的各种通知和反馈会激活大脑的奖赏回路,强化用户对手机的依赖。这种关联性学习过程最终会形成习惯性的手机使用行为。

总之,超自然监控模型认为:智能手机成瘾源于人类天生的社交监视需求,而手机为满足这种需求提升了一个便利的平台,从而导致了成瘾性行为的产生。

智能手机成瘾的性别差异

女性更容易陷入智能手机成瘾行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 女性在社交认知方面更擅长,更容易受到社交需求的驱动。研究表明,女性使用智能手机的主要目的是社交互动,这种社交导向使她们更容易养成依赖性行为。
  2. 女性倾向于更多地进行社交比较和自我评估,这种行为在使用社交媒体是会被放大。女性会不断地是他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亮点”进行比较,从而产生负面情绪和焦虑,进而加剧了智能手机成瘾的风险。
  3. 女性在进化历程中发展了更强的社交认知能力,这使他们更容易受到智能手机提供的社交互动和社交监测功能的吸引。这种天生的社交倾向是女性更容易养成过度依赖智能手机的行为。

总之,女性更容易陷入智能手机城有的主要原因在于她们天生的的社交优势和社交需求,这是他们更容易受到智能手机提供的社交功能的影响和诱惑。

如何避免或减少智能手机成瘾行为?

  1. 有意识地设置使用协议。比如关闭手机通知和声音,定期检查手机而不是随时随地,这可以帮助打破习惯性检查手机的行为,以重新掌握使用模式,摆脱被手机控制的感觉。
  2. 在工作、家庭和人际关系中,制定明确的手机使用规则,如禁止夜间和周末发送电子邮件,设置回复时间窗口等,以减少压力和提高生产力。
  3. 将手机使用视为一种 “施饿鬼” 的仪式。关键是要设定合适的意图、注意力和节奏,而不是完全禁止使用。
  4. 认识到手机成瘾的根源在于对社交奖赏的渴望和预期,而不是手机本身。因此应该关注调节这种渴望和预期,而不是简单地责怪手机。

总之,建议通过设置有意识的使用协议,制定明确的使用规则,以及将手机使用视为一种适度的仪式,以积极主动的方式管理手机使用,而不是简单的禁止或责怪手机本身,来帮助避免或减少手机成瘾行为,将手机使用转化为一种有益的社交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