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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 女性囚犯的童年创伤发生率极高,节日期间(如圣诞节)是压力、自伤及自杀风险增加的时期。
  • 对许多女性囚犯而言,监狱内的节日庆祝可能掩盖了她们无家可归、被社区排斥的现实,甚至成为一种更安全的选择。
  • 监狱中的节日活动(如装饰、唱诗)既能提供创造性的情感出口,也可能引发痛苦回忆,关键在于如何打造创伤知情环境。

女性囚犯的创伤与节日困境

节日装饰背后的现实

  • 监狱中的圣诞装饰(绘画、纸链、闪亮球)营造出怀旧而悲伤的鲜明效果。
  • 这种景象是一种“幻想”或“理想”,掩盖了大多数女性囚犯过往节日的真实经历:

    • 节日并非欢乐祥和的家庭聚会,而是常伴有家庭暴力(常由酒精或药物引发)、失望和痛苦。
    • 她们更多是此类暴力的受害者而非施害者。

高发的创伤与脑损伤

  • 创伤普遍性:女性囚犯的创伤史已被充分记录(Motz等,2020)。

    • 超过40%的女性囚犯在地方当局照料下长大。
    • 即使有家,家庭也常是充满忽视、虐待、背叛和恐惧的场所。
  • 脑损伤高发:一项英国研究显示:

    • 64%的女性囚犯有脑损伤史,远超普通人群。
    • 其中72%为创伤性脑损伤,主要(62%)由家庭暴力导致。

节日期间的压力与风险

  • 圣诞节期间家庭暴力会急剧增加。
  • 对“幸福家庭庆祝”的期望会加剧当天的压力,并因现实与幻想的巨大落差而带来深刻的失望和痛苦。
  • 对许多女性而言,社区中的圣诞节意味着:

    • 酒精使用增加。
    • 社交活动受限。
    • 需要独自照料孩子(失去学校的喘息之机)。
    • 伴侣暴力事件增多。
  • 田园诗般的节日家庭画面,只会加剧她们的失败感、恐惧和羞耻感。

监狱作为“安全替代所”的矛盾

监狱内的节日体验

  • 可能的解脱:对一些人,被监禁缓解了“必须快乐过节”的压力,任何微小的快乐都成为意外之喜。
  • 社区与情感宣泄:监狱圣诞颂歌活动能带来短暂的社区感、归属感和庇护感。

    • 不同背景的女性和职员一同歌唱,不同于日常的监狱氛围。
    • 在牧师带领下,女性可能感到自由,允许自己流泪或回想通常被封锁的记忆(如思念孩子、回忆过往)。
    • 即使非基督徒,也可能从仪式与宁静中获得慰藉,但也可能突然被与过去创伤相关的痛苦情绪淹没。

监狱 vs. 街头或无安全感的家

  • 对超过40%获释后即无家可归的女性而言,监狱可能比流落街头或身处不安全的家中更可取。
  • 节日期间,监狱提供了一个屋顶、一顿热饭和陪伴,这本身是一种救济。
  • 临近节日时犯罪率可能上升,部分女性可能为寻求庇护、安全和食物而进入监狱,这尖锐地揭示了她们未被满足的需求(不仅是心理上的,更是生存的基本需求)。

反思与出路:创造创伤知情环境

节日传统的两难

  • 在监狱中营造创伤知情环境,是否与看似多愁善感的节日传统相冲突?
  • 装饰监舍、参加合唱、赠送贺卡等行为,究竟是:

    • 为痛苦思想和记忆提供了有创意、有意义的出口?
    • 抑或只是一种感伤的分心,并残酷地提醒着现实与幻想的差距?

指导原则与潜在解决方案

  • 指导原则:节日应尽可能为女性囚犯提供反思、暂离常规、参与重要社会活动的机会。她们带来的痛苦记忆、对未来的脆弱希望以及面临的限制,即使在庆祝活动中可能被放大,但她们同样有权参与庆祝。
  • 探视的意义:此时与亲友的探视具有额外的重要性,可能感觉更加珍贵、辛酸或艰难。
  • 根本解决方案:为打破“旋转门”现象(反复出入监狱),可建立“女性中心”(如Corston男爵夫人2007年报告所建议)。

    • 这种“一站式服务中心”为犯罪女性提供监禁的替代方案。
    • 使她们能保持与朋友、家庭和社区的联系。
    • 避免她们陷入无家可归或高风险环境。

核心观点

创伤反应与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症状表现高度相似,但根源不同。关键在于区分行为是源于神经发育状况(ADHD),还是生存压力下的自我保护反应(创伤)。治疗必须遵循“安全先于兴奋剂”的原则,即先建立安全感与稳定性,再考虑药物干预。


创伤与ADHD的相似性与本质区别

共同的行为表现

  • 注意力困难
  • 冲动性
  • 坐立不安
  • 情绪调节困难

行为背后的根本驱动不同

  • ADHD:一种涉及注意力与执行功能的神经发育状况。
  • 创伤:一种长期的生存状态。大脑被调校为专注于探测危险,而非进行学习或复杂思考。

    • 创伤儿童并非“无法集中注意力”,而是将其注意力过度集中于一个核心内部问题:“我安全吗?”以及“如何获得安全?(逃跑、躲藏或抽离)”。
    • 他们的注意力在眼前任务和监控潜在威胁之间被分割。

核心问题转变:从“这个孩子有什么问题?”变为“这个孩子经历了什么?”


临床案例:马库斯的故事

  • 背景:9岁男孩,因早期忽视和家庭暴力经历多次安置转换,被学校描述为“坐不住”、“在墙上蹦跳”。
  • 表象:符合ADHD的所有诊断标准( distractibility, impulsivity, restlessness)。
  • 实质:在治疗中发现其高度警觉、易受惊吓。他描述“身体感觉要爆炸了”,绘画表达学校像“嘈杂的红色龙卷风”。
  • 干预与转变:通过建立稳定的照料关系、可预测的日常安排、提供感官休息区和安静角落,帮助其身体感受到安全。数月后,其“ADHD症状”逐渐消退,并非因为药物,而是因为他的神经系统不再持续处于危险警报中。

如何区分创伤与ADHD

评估时,尤其对有创伤史的儿童,需询问以下关键问题:

  1. 症状何时开始?

    • ADHD:症状通常在12岁前出现,且在多种环境中持续存在。
    • 创伤:症状在关键事件(如事故、突然搬迁、丧失、威胁)后出现。
  2. 症状是否随压力或过往经历提醒物而恶化?

    • 创伤症状会随着安全感波动,ADHD症状则相对稳定。
  3. 是否存在过度警觉或解离的迹象?

    • 创伤儿童可能表现为做白日梦、“神游”或紧张不安。这不是注意力不集中,而是保护性的抽离。
  4. 是否有ADHD家族史?

    • 遗传因素常起作用,可能提示共病诊断。

安全先于兴奋剂:创伤知情干预路径

对于携带创伤的儿童,兴奋剂类药物可能增加焦虑、干扰睡眠或抑制食欲。首要任务是建立调节能力和稳定性。

建议的初步干预阶段(约3-6个月):

  • 提供持续、可预测的照料关系和日常生活,重点在于增加安全感。
  • 进行聚焦于情感安全以及与照料者共同调节的治疗。
  • 综合照料者和教师在不同环境下的观察,以排除压力反应。

如何教会身体再次感受安全

在准确评估注意力之前,必须帮助创伤儿童学会平静身体。有效的身体导向工具包括:

  • grounding 技巧:如“我的内在力量线”。
  • 基于身体的镇静策略:如呼吸练习、身体扫描。
  • 降低神经兴奋的方法:如眼动脱敏与再加工(EMDR)、轻拍或双侧刺激手环。
  • 引导性想象:创造内在的平静之地或保护性形象。

关键原则:如果症状在建立安全稳定后,仍在所有环境中持续存在,则可能为ADHD共病,此时可慎重考虑药物治疗。但任何药物都无法覆盖一个仍认为危险迫在眉睫的神经系统。


系统性问题:将生存策略误诊为障碍

社会常将保护性行为错误地病理化:

  • 扫描危险的儿童被贴上“注意力不集中”的标签。
  • 逃离冲突的儿童被贴上“违抗”的标签。
  • 关闭情感的儿童被贴上“对立”的标签。

给儿科医生的核心建议:“在针对注意力开具处方前,先筛查创伤。”

ADHD是真实的,创伤也是真实的。但当它们重叠时,治疗必须谨慎、循序渐进且充满同理心。


最终启示

在诊断ADHD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自问:
“这个孩子是否在足够长的时间里感到安全,从而能向我们展示他们真实的样子?”

有时,我们所谓的“症状”或“问题行为”,只是生存策略,是一个神经系统在当下尽其所能发出的语言。
安全、联结与理解是第一处方。 当这些就位时,真正的疗愈和专注才能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