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起源
1.客体关系与精神分析模型
在弗洛伊德最早的驱力理论中（1905a），驱力的客体（广义是指驱力指向的那个人）以及驱力的来源和目标，被视为驱力的基本特征之一。客体被认为是充满变数的元素，不是与生俱来或者一开始就与驱力连在一起的，但是至少可以说，没有隐含的客体，就不会有驱力的表达。就目前来说，我们是从心理学而非生理学的角度来理解驱力，通过驱力的变形及其指向的某个客体来认识驱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精神分析知识必须从个体与他人的关系开始。
移情的概念表明，病人体验到“客体”（可以是分析师、朋友、情人，甚至是父母）充其量是所涉及的实际的他人的修改版。人们不仅对实际的他人做出反应，并与之互动，而且对待内在的他人，即对一个人的心理表象，也是如此。这个心理表象本身就具有影响个体情感状态和外在行为表现的力量。
这些有关他人心理表象的存在，具有“现实”人的某些特征，也具有某些触发个体产生行为反应的能力，然而确实又是“不同的”，对于任何心理动力性理论，都会引发极为重要的概念性问题。这些映像在精神分析文献中被冠以各种名称。不同的理论体系对其称谓各不相同，如“内在客体”、“错觉性他人”、“内摄体”、“化身”，以及“表象世界”等。其在心理经济学中的功能同样也有争议。其作用可以被理解为，对现实世界中人的一种期待性模糊映像；与个体体验到的“他”是谁密切关联；其作为迫害者，起到一种非常重要的内在第五纵队的作用；或者在应激与隔离时，发挥内在安全感与资源储备的作用。
“客体关系理论”，从最为广泛的意义上讲，是指在精神分析范围内试图回答这些问题[1]，也就是说，要直面可能令人困惑的观察，即人类同是活在外在与内在的世界之中，人类的关系介于极其流动的融合与最为死板的隔离之间。因此，客体关系理论指的是理论或理论的某个方面，意在探讨真实的、外在的他人与内在映像及关系残留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残留对心理功能的意义。过去十几年中，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形成了精神分析理论构建的重中之重。
“客体关系”的概念部分源于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弗洛伊德所说的“客体”是指力比多的客体（在后期理论中也指攻击驱力的客体）。
因为有这样的含混不清[2]，我们不采用狭义的客体关系的定义。谁的理论才是“真正”的客体关系的方法？这样的争论空洞乏味，给学习精神分析的学生带来无尽的困惑。在本书中，这个术语指的是个体与外在和内在（真实的和想象的）他人的互动，是其内在与外在客体世界的关系。我们认为这个术语只有在这样广义的使用下才有其功用。所有的精神分析理论都包含客体关系理论；需要且必须与个体的日常经历相关联。各种方法都注意观察个体与他人关系，引起对这种观察的处理不同，以及将这些观察与经典的驱力理论整合程度的不同，方法就会不同。**因此，我们对这个术语的使用，明确解除了假定“客体”和“客体关系”这两个术语与潜在驱力概念之间的关系。**尽管源于驱力理论，我们认为，“客体”这个术语，只有与其起源分割开来，才能保持其理论用途：
- 在精神分析历史中，该术语一直用于描述外部世界的真实他人，以及真实他人的内部世界的映像。这种双重含义便于描述每次分析治疗中“内在”与“外在”的交流（Modell,1968;Stierlin,1970）。
- “客体”一词在平常使用中含义模糊，包含一系列特征。这很符合病人的体验，可以通过“客体”来推断其世界的样子，可以是活动的，也可以是静止的、良性的或是恶性的、生动的或是单调的，等等。这个术语的一般性意义表明，个体对他人体验的变化很大。
- 尽管客体一词是笼统的，客体的观念还是可以明确观察到的。这也很符合病人的体验，他们看到与客体之间的互动，因为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中有真实的体验。尽管从现象学上讲，病人体验到的“内在客体”感觉是实际存在的，我们使用该术语并不是指这些客体的物理上的存在，当然也不是指心理中的实体或小矮人（homunculi）。
- 回到该术语的一般使用，客体，尽管有持久性，却是可以被篡改和修饰的。客体也可以被重塑、重印，被切成两半，被修复，甚至被破坏。这个含义很适合精神分析的心理内部运作的概念，这种运作可以作用于客体，许多病人报告的体验跟这些运作相符合。
精神分析理论的概念模型
精神分析，就其本质而言，是一门阐释性学科。
精神分析实践是对病人生活的全面调查，其本质是假定病人对于自己的体验是有缺失的。不管这个概念是压抑“弗洛伊德”、心不在焉（沙利文）、否认行为（沙菲尔）、自欺（弗洛姆）的结果，还是欺骗（萨特）的结果，其假设是病人的现实的某些显著方面，意义的某种重要的维度，在病人报告的自身体验中是缺失的，不管病人是否觉察到（Ricoeur,1970）。
精神分析理论提供可能的阐释，其目标是填充病人自我报告中缺失的维度。
就精神分析过程本身而言，如果这项工作的推进丰富多彩、生机勃勃，那么宽泛的、潜在的理论就几乎是看不见的。分析师一旦通过最初的学徒阶段，就不会将理论放在脑海中，就不会积极主动地将理论作为意义的词典来使用。病人生活中某些隐藏的过程以及对经历的交流就会呈现。分析师开始理解被省略的东西，这种觉察塑造了他有关可能的阐释性干预的想法。
然而，这些概念提供了看不见的背景、无形的框架，分析师在其中听到病人的故事。因此，精神分析理论的基本概念提供的可能的阐释，通过增加其作为听众的敏感度来引导临床医生注意重要的、隐藏的意义维度。
精神分析理论的模型反映的是抽象的信念，因为其前提是建立在未经证实的四个基本问题的基础之上的。第一个问题是影响理论的许多其他方面，涉及分析的基本单元的方法。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衍生的？构成体验的基本单元是驱力、愿望、价值、目标、与他人的关系、认同、选择、行动，还是其他？组成人格“结构”、模式和“材料”的是什么？要将这个广义的基础解释清楚，就必须论证其他三个更为具体的、相互交叉的理论问题。第一，动机：人们想要的是什么？人类生活的主要的和潜在的目的是什么？第二，发展：从相对未成形的婴儿向相对模式化的成年人的转化过程中，决定性事件是什么？第三，结构：是什么赋予个体以独特性，并决定了个体生活中行为的规律性、生活事件与关系？过去事件与目前体验和行为的中介是什么？
精神分析观点历来最主要的冲突，是最初的弗洛伊德的模型与另外的综合模型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前者以本能的驱力为起点，后者肇始于费尔贝恩和沙利文的著作，单从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演变出其结构。因此，我们将驱力/结构模型称为最初的模型，其他的观点成为关系/结构模型。
所有的精神分析理论都是以体现个体人格、持续的、特征化的模式与功能为前提的。这些模式和功能组织体验，也是体验与后续行为反应之间的媒介。大多数理论家称之为“心理结构”，强调其一致性和时间连续性。（沙利文[1953]，要警惕像“结构”、替代“动力”这些概念中固有的具体化危险。）我们保留“结构”这个术语，要注意这个用法是一个“空间化”的比喻，不要只从其字面理解（Schafer,1972）。
2.西格蒙德·佛洛依德：驱力/结构模型
驱力，按照弗洛伊德使用最为广泛的定义，指的是介于精神与躯体之间的一个概念，是一个是通过精神与身体的连接来影响精神的、内源性的刺激院。它是一个“要求心理工作的命令”，是心理装置（apparatus）的催化剂（1905a,1915a）。
弗洛伊德之后的绝大多数理论家采用驱力的这方面意思。哈特曼和雷派波特，弗洛伊德最重要的两位解释者，在他们的著作中明确表示，他们将精神分析看作生物科学。
最近几年，这种对待弗洛伊德理论的方式引发了理论家们大量的批评，既有在驱力/结构模型下接受培训的理论家，也有不是这种出身的理论家。他们认为精神分析不是生物科学，本质上是阐释性的学科。因此，其构建必须处理人们在日常体验中赋予的意义。他们认为驱力理论不能将建立在能量和结构概念基础上的心理学与意义心理学联系在一起，因此，不能完整解释人类的动机。
任何一位人类行为的观察者都会注意到，人类是在意义的基础上采取行动，将其自身的体验与周边的世界赋予意义。因此，驱力/结构模型是一个真正的模型，一定包含意义的理论。
弗洛伊德利用生物学的比喻建构了驱力/结构模型。对于一个身在19世纪晚期维也纳知识氛围中接受过医学培训的理论家，这是意料之中的。但是强调弗洛伊德的生物学隐喻，会模糊敏锐的心理学视野，导致我们看不到其本身就是关于意义的理论。因此，我们认为精神分析是自然科学还是阐释学科的区分是站不住脚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3]，驱力/结构模型的元心理学的表述是高度确定是事件意义的－人际关系交流、情感、幻想等等。意义是由有效的驱力或者合成驱力，以及有效的防御精确决定的，源于情感需要与文明反压之间的冲突。在最初的“双本能”理论中，收到力比多驱力的控制，动机会转化为性（或快感）的意义，或者受到自我本能的控制，转化为自我保存。从弗洛伊德修订的观点看，意义是由生与死亡本能的涨落，以及二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决定的。
佛洛伊德的理论构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世纪80年代应用布罗伊尔的宣泄方法到1905年，他一直研究情感和防御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关系/结构模型的某些敏感性，有时与当代的观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Rapaport,1958）。第二阶段始于他公开抛弃诱惑理论（Freud,1905a,1906）。1905年至1910年，他发展并建立了许多说明驱力/结构模型的概念；到1910年，通过这些从未改变过的概念，驱力/结构模型牢牢地确立了其位置。弗洛伊德的论文《心理功能的两个原则》开启了第三个阶段（1911a）。从此，他致力于将关系概念整合到业已建立的驱力模型的结构中。这些改变经常始于对异议的回应，尤其是阿德勒和荣格。如果说弗洛伊德发明了驱力/结构模型，他在精神分析中也发明了理论和解策略，从和解策略的角度看，其职业生涯的第三阶段就很好理解了。
恒定性原则、情感理论和防御模型
恒定性原则：这个原则最初是布罗伊尔（他将其归功于弗洛伊德）在《臆症的研究》（Breuer&Freud,1985）中表述的，弗洛伊德在其理论著作中再次提出，该原则认为心理结构的目标是尽可能将刺激保持在接近零的水平。静止令人愉悦，兴奋让人不舒服，因此，我们发起的任何活动（异体形成的或者自体形成的），最好是有利于降低刺激水平。
弗洛伊德对于恒定性原则的构想反映了现在已过时的神经学概念（神经系统视图消除所有紧张）和液压隐喻（心理结构就像被能量力量流所驱动的机器）的影响。简而言之，恒定性原则表明，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消除刺激对我们的影响。这个原则既依赖又强化了驱力/结构模型最基本的假设：从理论和临床的角度说，一个独立的个体确实可以看作是一个封闭的能量系统。这个系统内产生的紧张必须在系统中得到释放，如果一个渠道被阻塞，阻碍了紧张的释放，就必须找到另一个渠道。人际关系模型更加“开放”的系统既不需要也不支持恒定性原则。
我们生活的特定文化，及其价值与标准，对于我们作出何种可以接受的情感，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反过来又决定了何种情感最有可能被卷入冲突之中，这种情感就得不到充分释放。出发这些情感的的事件的记忆由此受制于压抑，就可能成为致病的力量。对于心理结构必须处理的刺激的基本特性，这个理论没有特指性。换言之，在这一点上，弗洛伊德认为不存在基本的情感，不存在决定人类本质的不可简化的力量。最为重要的是特定的人与人的相遇会产生什么。
冲突想法的内容没有特异性。弗洛伊德这个时期最主要的著作《臆症研究》，认为性欲是最易产生冲突的区域，因此，出现精神神经症的症状，但并不是说这是唯一的原因。对于创伤的定义，他说：“不相容的想法，及其伴随物，后来被排斥，形成一个独立的心理团体，最初一定是与思维的主流有交流的。否则就不可能出现导致这种排斥的冲突。可以描述为‘创伤性的’正是这些时刻”（Breuer&Freud,1985,p.167;斜体是我们标记的）。在这理论阶段，不相容与冲突，不管其来源如何，被认为是致病性的。
就在《臆症研究》出版不久之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弗洛伊德将早期诱惑的概念引入到他建立的精神神经症病因性的框架之中（1896a,1896b,1898）。早期发生一些事件，发生在青春期之前，“一定包括对生殖器的实际刺激”（1896a,p.163），是被压抑的记忆的核心，会被当前的经历唤起并产生症状。不过，尽管诱惑理论的创立使得性成了神经症过程的基本要素，并没有因此就说性是所有人类体验的驱动力。早期诱惑产生创伤性的体验，就是因为不成熟的性构造还不足以处理刺激产生的兴奋，不成熟的人格也不足以应对其相应的情感产物。性欲在早期理论中的地位纯粹是由实证性基础所达成的（尽管，不久之后，弗洛伊德就发现，精神神经症中必然有诱惑是一个错误的结论。）性欲远不止其在驱力/结构模型中的作用：驱动人类所有行为的力量。初期的驱力/结构模型不同于后来充分发展的模型，就在于对待动机内容，前者缺乏特异性。
愿望模型
弗洛伊德开始就提出了恒定性原则，认为“（心理）结构最初的努力是尽可能地使自己远离刺激；因而其第一个结构遵循反射装置的计划，任何影响它的感觉刺激，通过运动通路立刻得到宣泄”（p.565）。“生命的迫切要求”会干扰这种功能，弗洛伊德认为最初的要求就是“重要的躯体需要”。这就导致个体试图通过肌动活动释放兴奋，从而表达了情感。这种伴随早期肌动活动的释放不会长时间有效地发挥作用；如果要满足恒定性模型的要求，就需要有“满足的体验”。这种体验部分是一种特殊的知觉，对此的记忆就跟需要所导致的兴奋联系在一起。因此，下次产生需要时，为了重建最初的满足体验，心理结构会试图再投注（也就是再次唤起）知觉。弗洛伊德将要这样做的冲动称之为“愿望”，愿望的满足是知觉的再现。这样做的最初企图是通过知觉幻觉性再创造现实的，也就是后来梦所采取的机制。弗洛伊德认为愿望的满足体现在“有知觉的身份”的创造之中。有知觉的身份是指再建早期的满足性的情景，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是幻想的。潜意识的内容，正如弗洛伊德在1900年提出的那样，完全是由愿望组成的。满足这些愿望的压力形成梦；可以在潜意识中发现所有梦的原动力。这个概念得到了很大的扩展，以至于所有心理活动的背后都能找到愿望。正如如洛伊德所说：“除了愿望，没有什么能让我们的精神结构运转起来。”（p.567）
弗洛伊德的模型转变可做如下概念化：最初的观点认为，情景起决定性作用，情感是从属的；在最终的构成中，驱力起决定性作用，而情景是从属的。
我们现在站在欣赏角度来看待《梦的解析》中模型的过渡性本质。愿望是重建情景的渴望，而之所以渴望这些情景，只是因为它们曾经满足了内在产生的需要。然而，需要本身相对内容来讲是非特异性的：弗洛伊德非常清楚地注意到，只有那些需要满足的最初的“生命的迫切要求”来源于重要的躯体需要。愿望模型为我们的诠释提供了巨大空间；我们可以非常自由地满足愿望的需要，可以是性的需要、破坏的需要、自我保存的需要，也可以是安全的需要、情感温暖的需要。与后来的模型不一样，这个构想并没有提供多少指导性。不过，相对于某些内部产生的需要，在渴望情景的重要性与事实的结合方面，它过去一度令人满意，它超越了早期的方法。
驱力/结构模型的出现
驱力的概念最初是在《性学三论》提出的，定义如下：
所谓“本能”，暂时可以理解为体内持续存在的刺激源的心理表象……因此，本能是介于心理与生理之间的边缘概念之一……可将其视为衡量心理活动的尺度。只有通过与身体来源及其目的的关系，才能将本能区分开来并赋予其具体的实质。本能源于器官的兴奋过程，其直接目的就是消除器官的刺激。（Freud,1906a,p.168）
驱力是能量源，是心理结构的催化剂。随着《性学三论》的出版，弗洛伊德抛弃了早期愿望模型的不确定性。愿望的满足是力量通过心理与身体的联系作用于心理的功能。这些力量决定了人类的本质。
……每一个说法都需要从人类每个行为起源追溯到最终的、不可约的、特质性本能的源头，不管这个行为是婴儿情感弥漫性的释放、神经症的症状、艺术家的创作，还是将人类结合成文明团体的社会结构的进化。
基于临床上分析移情神经症得到的证据，为了与其所说的“饥饿与爱的普遍区别”（1914a,p.78）保持一致，弗洛伊德专门说明了心理活动要求的内容：我们认为其源于初级的、不可约的性驱力，以及同样是初级的，同样是不可约的自我保存的驱力。
弗洛伊德的驱力/结构模型的发展有赖于对旧的诱惑理论的抛弃，同时也坚定了他抛弃旧理论的决心。他在《性学三论》中说道：“很显然，要唤起儿童的性生活，不一定非要有诱惑；也可以自发产生，也可能是来自内部的原因。”（1905a,pp.190-191）一旦假设性欲是由人类活动背后的内部力量所产生，诱惑就成了理论的残留物，童年事件的重要性就相应地减小了。这个改变，对于理解驱力／结构模型如何处理客体关系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从起源看，驱力/结构模型是双驱力理论。性（力比多）驱力总是与另外一个独立衍生的驱力共同作用，或者相互冲突。然而，终其一生，弗洛伊德始终认为力比多驱力本质上比对立的驱力更加重要，就潜意识和神经症的产生而言，尤为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其理论关注的中心）。即使在采用第二个“双本能”理论之后，弗洛伊德直接关注的重点仍然是性驱力的特征表现。攻击驱力，就像其之前指向自我保存的驱力一样，相对于力比多来说，并没有被赋予相应的发展阶段。而且，与自我本能缺少变迁相类似，弗洛伊德称：“我们总是相信，在神经症中，它对抗的是力比多的需要，而不是其他的本能，自我捍卫着自己。”（1926a,p.124）
驱力理论忽略的区域，自我保存本能的发展史（其功能转化为结构自我的时候，弗洛伊德对此作了一定的修正），以及攻击的发展史，都是当代精神分析理论建构的重要议题；对于一部分关系/结构模型的理论家来说，它们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些议题在弗洛伊德思想中的缺如降低了驱力/结构模型的确定性。早期模型的空白区域基本上被源于性本能的力量所填充，当然，这只代表了弗洛伊德冲突理论的一部分。
阻抗与压抑
19世纪90年代，弗洛伊德主要描绘了不相容观点之间的冲突状态。冲突产生他所说的“防御”（或者，当时对等的词“压抑”），他指的是有意不让某些观念被自己觉察，尽管在意识层面不想这样。不相容观念是承载着不愉快情感的观念；这些观念本身的性质并无特殊，与之相连的不愉快感通常是由情景决定的。
产生压抑作用的力量是这样来的，占优势的许多观念处于优势地位，是一个连续的、有组织的“结构”（非技术性的意涵），通过其连续性和组织性，在心理经济学层面，获取巨大的力量。占优势的许多观念十分强大，使得任何一个反对观念都无加入其中，因此也就无法进入意识层面。不相容的观念被驱逐到潜意识之中，从而也阻碍了其情感迅速有效的释放，使这个观念发挥了致病作用。
占据主导地位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正确观念”，是那些与我们所秉持的观念相吻合的观念。这些观念是被社会认可的，符合我们自身的价值、标准与道德观。
尽管价值与道德不是对抗不相容观念的唯一力量，弗洛伊德所举的绝大部分例子是从这个原型而来。
这是一个没有社会的道德。就像性驱力本身一样，是一种内生的力量。同样，诱惑被冲动所替代，社会限制也一样被内在的厌恶所替代。在《性学三论》的另一处，弗洛伊德写道：
从这些文明的孩子身上，人们得出的印象是，这些堤坝的建构是教育的结果，毫无疑问，教育确实对此起着作用。然而，事实上，这一发展是由遗传所决定和固定的，有时在毫无教育的情况下也会发生。如果教育顺应身体机能的发展，并使之变得更为清楚与深刻，那么，教育就会在合适的领域内发挥其功效。（Freud,1905a,pp.177-178;斜体是我们标注的）
对于这个论断，我们看到的是最纯粹的驱力/结构模型。没有超我来调停社会的要求，没有自我在相互竞争的压力下作出决定，也没有现实原则来决定哪一个心理结构必须发挥作用。
他提出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性欲与压抑的过程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弗洛伊德将此成为压抑的“推拉”理论。这个修正的方法不仅将当前因素，而且将婴儿式遗忘，作为某种特定压抑行为的解释。
弗洛伊德是这样写的：
我们有理由假定有一种原始压抑，它是压抑的第一阶段，由被拒绝进入意识的本能的心理（或观念的）的表象组成。有了它才会出现固着，此后表象保持不变，而本能在附着其上……
压抑的第二阶段才是固有压抑，对压抑的表象的心理衍生物产生影响，或对与此有关的其他思路产生关联作用。基于这种关联，这些观念或思想具有同样被原始压抑的命运，因此，固有压抑便形成一种后压力……如果这两种力量不合作，如果被压抑的东西不随时准备接受被意识拒绝的东西，压抑的目的也就毫无意义了。（1815b,p.148;斜体为原文标注）
在防御模型中，压抑完全是由特定情境下出现的观念的不相容所决定的。假设一组被压抑的观念促使人们去注意当前情境下产生的新观念，这就弱化了新情景的重要性，面对新环境下单一的不相容已经不足以解释这种现象。当前情境产生的特殊情感的重要性，比之早先情境下的作用，已不是那么重要了。相反，标志个体人格结构的特殊固着业已被推进了解释系统的前景。
遭受“原始压抑”的观念不是随机的；而恰恰就是那些构成个体的婴儿式性欲的观念。童年的遗忘是对童年性发展的遗忘，该发展阶段的事件形成了弗洛伊德所说的“固着”。“推拉”理论认为，每个被压抑的行为背后，一定存在着一种与早年性欲的关联，压抑力量的特征就是专门对抗性冲动。这包括这些冲动的较远的衍生物，分析的功能就是要揭示每个压抑行为背后被禁止的性欲。
……不过，在看似漫不经心的评论中，他确实提出，他早期所说的自我保存的本能可能指的就是“自我本能”，因而在本能的定义中，用“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替代了自我认同。弗洛伊德在这篇文章中阐明“每个本能试图通过激活与目标一致的观念来保持其效能”的观点（1910a,p.213），而且认为自我本能的目标是自我保存，专门对抗性本能的目标。在这个概念中，弗洛伊德完全是从本能角度定义冲突（冲动与压抑）的领域。这个视角也贯穿到元心理学的论文中，弗洛伊德在《潜意识》中宣称，不仅是性驱力的衍生物在潜意识中发挥作用，“而且统治我们自我的某些冲动也有作用，因此，有些东西形成了对被压抑内容的最强大的反对力量”（1915c,pp.192-193）。
此刻，我们先来关注结构模型，该模型特别重视现实关系以及与育儿者的认同，这些育儿者也是社会价值的载体，将压抑的概念带回到动态画面，即为了符合社会的要求，尤其是要消除冲动引发内疚的倾向，个体需要放弃本能的要求。社会的要求重新得到了在防御模型中所赋予的角色：代表了对抗冲动释放的主要力量。
客体的本质与形成
随着驱力理论的引进，同早期防御模型相比，社会影响对于个体对待冲动态度的塑造作用极度降低。
结构模型带来对客体关系的心理衍生物的新的重视。
……事实确实如此：早期理论提到的与他人的关系是在特定社会情境下出现的，在这个框架内，关于客体的观念，正如其后期情况一样，是没有位置的。“客体”与“人”之间存在关键的概念上的不同，其中一个体现就是，驱力/结构模型理论根本没有规定客体必须是人。
在《本能及其变迁》中，他又回到了这个主题，他在其中称客体“对与本能来说具有最大的可变性，与本能没有根本的联系，只是在使本能满足具有可能性时才与本能联系起来……客体在本能存在的整个变迁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多次变化；本能的移置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915A,pp.122-123;斜体是我们标记的)。这种表述与早期的愿望模式是呼应的，认为客体是由为满足愿望所设定的情景而决定的。然而，在修正理论中，更加具体的驱力本质特征规定驱力本身决定客体本质。事实上，驱力被定义为能够发生移置（以及其他原始过程的变迁；Freud,1909a），表明客体在任何时点都容易变化。
在他（弗洛伊德）讨论早期吸吮拇指的行为时，他说驱力“在最初……还没有性的客体，这就是自体性欲”（1905a,p.182）。自体性欲的无客体状态似乎是早期力比多分布的特征，弗洛伊德后来又回到了这个观点（1911b）。
不过，《性学三论》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提出了不同观点：
当最初的性满足仍然与营养摄取密切相关时，性本能的性客体指向婴儿的身外，即母亲的乳房。也许，只有当婴儿完全意识到给他带来满足的器官属于谁时，他的本能才能放弃这个客体。通常，此后性本能*变成了自体性欲，*到潜伏期之后，原先的关系才得以恢复。因而，我们有充分的理论认为，孩子吸吮母亲乳房的过程是所有爱的关系的原型。发现客体不过是重新发现它而已。（1905a,p.222;斜体是我们标记的）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弗洛伊德关于客体关系演变的观点。生命之初，性驱力作为一个统一的、有组织的动机性力量还没有形成；婴儿是一个成分驱力单独操控的生物。通过与自我保存驱力保持依附关系，这些部分性驱力得以在婴儿躯体之外（随着自体性欲逐渐被替代）执行，婴儿逐渐累积了一系列满足与挫败的经历。这些经历，尤其是满足的经历，使其形成什么是满足的映像。这些满足与其所经历情景之间的联系就导致了客体形成。
最初的客体是成分本能（部分驱力）的客体，实际上意味着它是一个部分客体。在一定程度上，客体是从口欲期驱力的满足经历中创造出来的，那它就是相关人的口欲满足的部分，例如，母亲的乳房。如果发挥作用的成分本能具有裸露的倾向，客体就是作为观看者的母亲而不是“完整”的母亲，因为她会被定义为客观的观察者。弗洛伊德在其著作中清楚地表述了客体关系的本质，即报告者是由活动驱力所决定的。将母亲看作毒害者，反映了关系中受到口欲期影响的方面，而将父亲报告为诱惑者，相应地来说，很少是现实中父亲的行为所导致，更多的是俄狄浦斯期主导病人与父亲关系的冲动所引起（Freud,1933,p.120）。力比多时期准确地提供了我们所说的内容，在这个情况下，就是客体关系的内容。
对弗洛伊德以及绝大多数精神分析理论家来说，成功发展的标志就是与完整客体建立恒定关系的能力。是驱力/结构模型角度来说，分离的童年期性冲动的涌动（每一个冲动产生各自的部分客体）整合为单一的生殖器期性欲决定了完整客体的形成，生殖器期的性欲，本质上来说，是投注于一个完整的客体。弗洛伊德在《群体心理学》中宣称，爱“只不过是性本能为了获得直接的性满足的客体投注”。持续的爱是从最初的性兴趣发展而来，因为“指望重新恢复刚刚消失的需要，是可能的；这无疑是直接对性客体持续投注的最初动力，也是在不动情的间歇期‘爱上性客体’的最初动力”（1921,p.111）。持续爱的能力也与升华能力相关联，使之与家人建立友好的、充满情感的关系，家人是孩子的驱力客体。
对于关系模型理论家来说，完整客体关系的达成通常是从感觉角度来解读；任务就是要克服导致与早年经历分离的力量，这些力量也导致客体以及自我表象的分裂。这使得个体缔造一个几乎接近真实的人映像的统一体。一旦形成这个统一体，这种感觉与冲动才有可能指向同一个人，实际上，这几乎是自动形成的。从这些方面来看，生殖器期的性欲是所建立的关系的自然表达。
在驱力模型中，这种解释颠倒过来了。发展的关键成就是早年成分本能与居于生殖器首位的性快感区的整合。如果，只有达成这一点才能形成恒定的客体，客体本身就只是将成分本能组织成一个统一的性本能的自然结果。
驱力/结构模型的基本假设及其应用
让我们回顾一下基本假设：
- 精神分析研究的单元是个体，可以看作是离散的实体。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来说，人不是“政治动物”；他不需要社会组织让他来实现他的真实的人类潜能。社会给予本已完整的个体以保护，但代价是放弃许多最重要的个人目标（1912－1913，1930）。因此，有可能甚至在必要脱离人际关系情境来探讨一个人，这种方式在亚里士多德、卢梭、沙利文或费尔贝恩提出的假设下是不可能的。
- 因为可以在有意义的心理方式下探讨客体，就可以探讨调节一个生物体中能量分配的“恒定性原则”。恒定性原则认为心理机构的目的就是让个体内的刺激水平尽量靠近零。因此，它提供了驱力/结构模型的最早期动机假设；个体的基本目标是实现恬静的状态，获得摆脱内生刺激压力的自由。
- 随着驱力模型的充分发展，在恒定性原则影响下逼迫被释放的刺激的本质在本能驱力理论中被概念化了。人类每个行为的起源都可以最终追溯到驱力的需要，虽然行为的完整解释要求我们将反对其压力的力的分析包含进去。从内容角度来看驱力可以约为源于人的生物遗传的两套独立的需要。他们的起源根本不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他们与社会的关系正如洛克提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术语“天赋权力”（Locke,1690）。对于两个假设驱力，弗洛伊德的大量解释性假设依赖于性的涌动，早期驱力模型思考的要旨依赖于对其运作的说明。
- 没有固有的客体，没有预先注定的与人类环境的联结。客体是个体从驱力满足和挫折的经历中“创造”出来的。弗洛伊德认为客体必须适应冲动，而关系模型理论家认为冲动只是客体的一种关系。
弗洛伊德的心理理论的建构始于现象的研究，这些现象来自其对一组相对局限的障碍的研究：臆症与强迫障碍的“移情神经症”。……尽管研究领域有限，弗洛伊德从一开始就想据其所见建立一门普通心理学。在移情神经症基础之上建构了一个理论后不久，他继续对其进行扩展以期涵盖个人与社会发展的更广泛领域的问题。
当代精神分析思想中一个最富有争议的问题，对客体关系问题有着决定性影响，关注将人联系在一起的基本联结的本质。处理这个问题的特殊方法是哈特曼（1939a）提出的“一般可预测环境”概念的主旨，而且奠定了柯恩伯格（1976）在研究早年发展中客体关系作用的地位。也许，沙利文（1965）提出的“群体存在”概念最为清楚地表达了关系模型对于这些联结的看法，认为与他人的相互关系是人类的一个基本部分。
就驱力模型而言，社会联结是第二位的；取决于他人促进释放源于驱力需要的能力。尽管人们通常在某种程度上可能非常适合发挥这项功能，但在这一点上，驱力模型中的客体概念并没有承认其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在《图腾与禁忌》（1912－1913）中，他将其个体心理学的原则与应用于原始社会的组织，发现他们的许多宗教活动是为了控制潜意识的敌意、乱伦的渴望以及矛盾的情感。在这本书以及后来出版的《文明极其不满》（1930）中，弗洛伊德认为社会本身是建立在人类需要放弃固有本能倾向基础之上的。因此，社会就像结构自我一样，是驱力的继发衍生物：其形成的目的是为了可以得到一定量的驱力的满足，从而获得更大的控制力。
他一开始就指出：“在个体的心理活动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作为榜样、客体、帮助者、敌对者的他人；所以个体心理学，在该词这种扩展了的而且完全合理的意义上来说，同时也就是社会心理学。”不过，他人不可避免的卷入并不意味着个体心理学就是群体心理学；恰恰相反。佛洛伊德坚持认为“社会本能可能不是原始的本能，且不易分解”，实际上，社会现象完全可以用个体心理学的观点来理解，个体心理学“探索人类寻求满足本能冲动的途径”（p.69,70）。驱力模型可以告诉我们需要了解的关于作为群体成员的人类生活的全部。
这使得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群体成员之间是如何互相影响的？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关系到我们理解人们如何长大成为自己这个心理问题。这个问题的一个核心部分就是情感状态的交流。
但是，就像社会心理学自身一样，接触传染在驱力模型的框架内是可以减少的。弗洛伊德认为“毫无疑问，当我们觉察到别人情绪的信号时，我们身上所存在的东西往往使我们陷入同样的情绪；但是我们有多少次成功地抵抗过这一过程，抵制这种情绪并以完全相反的方式做出反应？……我们只好说，迫使我们服从这种倾向的东西是模仿，诱发我们这种情绪的东西是……暗示性影响”（1921,p.89）。
一旦情绪影响变为暗示，弗洛伊德就处于他熟悉的驱力模型的范畴。从他早年从事催眠以来，暗示就是一个吸引他注意的概念，而且他一直以来的观点就是，暗示就是暗示，是一个不可约的现象。而且，暗示完全是由个体间力比多关系的本质决定和解释的。因此，群体行为（乃至家庭动力学的许多方面）就可以纳入驱力/结构模型的解释框架之内。
驱力/结构模型发表之际，哲学和心理学研究已经开始探讨群体心理学的问题以及人类社会联结的本质。……每一个发展成果都源于从儿童最早阶段的依赖向更高级的客体关系的进展，似乎增添了精神分析早期模型所缺少的一个维度，弗洛伊德的理论称之为“发展线”（1965），其不在驱力模型的范畴之内。
弗洛伊德在多处强调了从依赖转向自主的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儿童期发展的过程导致与父母分离的不断增长”（1924a,p.168），而且分离是每个个体要面对的任务，导致“所有心理发展……固有的困难”（1930,p.103）。但这个发展过程背后的力量是什么？……主动与被动的概念，尽管在弗洛伊德著作中指的是本能的目的，通过自主与依赖的概念，为其后期理论中包含同样现象提供了另外的解释。驱力模型建立后，弗洛伊德将这种区分视为决定人类体验起伏最重要因素之一。他写道：“主动与被动的差异……是性生活的一般特征。”（1905a,p.159）从早期客体关系角度解读其意义在后期陈述中有明确的阐述：
小孩子最初与母亲有关的性经历和带有性色彩的经历自然具有被动的特征……其力比多有一部分继续附着于这些体验上，并享受由此带来的满足；但是另一部分力求将其转为主动……小孩子满足自己*要么通过自给自足……要么用一种主动的游戏方式重复其被动的经历；*要不然，就把其母亲作为客体，表现为针对母亲的主动的主体。（1931,p.236;斜体是我们标记的）
主动与被动的性目的之间的早期张力，为小孩子最终拜托其早期依赖铺平了道路。分离问题的关键与儿童期最重要的发展阶段，以及俄狄浦斯情结的建立和消融相伴而生。对弗洛伊德来说，俄狄浦斯联结的解决、乱伦固着的克服，是后期独立功能的必要条件。只有抛弃这些固着，小孩子才能在外部世界（家庭之外的世界）找到合适的、可以获得的性客体（1910b,1912a,1918a）。对于力比多需要来说，俄狄浦斯情结只跟早期依赖与后期自主之间的张力有关，我们可以反对这个观点，但是这一点恰恰就是驱力/结构模型的特征。从被动走向主动，以及离开与俄狄浦斯客体的嵌入，就是从依赖走向自主，是这个模型得以建立的解释原则。
3.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调整的策略
阿德勒强调家庭关系中的家庭成员互动作用的重要性。他提出自卑与自卑情结概念源于儿童的现实状况，与父母相比，儿童实际上是渺小和无力的。阿德勒因此假定存在一种获取权利或掌控的原始内驱力，反映了儿童的客体的人际关系状况，以及在现实中必须完成的发展任务（Ansbacher&Ansbacher,1956）。与阿德勒相比，荣格最初的异议更加宽泛、理论化，其理论与治疗的关注点总是具有实用主义特征。荣格反对驱力模型的中心论点－力比多完全和必然具有性的起源与特质。他提出扩展力比多概念，将其看作是能量源，不对其内容进行任何假设。只有在个体发展经历基础之上，力比多才会达到性目的（Jung,1913）
他（弗洛伊德）反对阿德勒的观点－对女性的轻视是由社会决定的，认为儿童并不知晓社会价值，其观点与社会价值的相似总体来说一定有其他的来源。这每一个问题都是驱力模型基本假设的核心。首先，弗洛伊德指责阿德勒用人际关系动机替代了本能动机。其次，他坚持认为，阿德勒没有认识到儿童与社会的观点源于一个共同的本能起源：面对阉割的“现实”，觉察到自恋的脆弱，自然会产生对女性的低估。这种源于本能的恐惧，并不是由于父母的（也是社会的）价值传递而来，甚至在生命的最初阶段就决定了对女性的态度（阿德勒的观点得到了关系理论家诸如霍尼[1937，1939]和汤普森[1964]的支持）。
弗洛伊德批评阿德勒不关心一个观点是否是意识层面的，这反映出阿德勒轻视早期驱力模型中潜意识系统与驱力之间的密切关系。阿德勒认为，梦的显意反映做梦者对于当前生活情景的态度，而不是早年愿望冲动的转化，弗洛伊德对此持不同意见，阿德勒认为，精神分析情境中的阻抗是反对分析师的表达，而不是被压抑的本能衍生物的浮现，弗洛伊德摒弃这一观点。
弗洛伊德对荣格的批评（1914a,1914b），集中在荣格模糊了力比多驱力与自我保存驱力之间的区别。他认为，将力比多概念简化为没有内容的“心理能量”，荣格不但忽视了个体具有有种族发育决定的自我保存和种族保存双重功能，也忽视了展示这两种本能冲突的移情神经症的证据。而对阿德勒的回答，争论的主旨是，要保持力比多能量具有的性的特质在精神分析动机系统中的核心地位。
弗洛伊德在创立驱力/结构模型后涉足到广泛的主题，他在四个宽广领域的调整策略最具有代表性：心理经济学现实的作用与现实原则；处理驱力本质以及调节驱力释放恒定性原则的方法改变；情感理论的相应改变；结构模型的演变，以及处理客体关系在正常和病理性发展中作用的方法的精细改变。
早期的防御模型认为现实因素是神经症症状形成的主要精神动力性因素。尽管稍晚的诱惑模型中很少看重当前显示（因为当前事件只有与某个特殊内容的记忆建立联系，才是病理性的），诱惑本身被看作是实际发生过的。愿望模型代表了进一步的，然而不是决定性的、远离现实的运动。建立“可感知身份”的目的是回到一个曾经感受过的情景，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内生需要的内容，而不是外部环境。随着驱力/结构模型的充分发展，现实作用明显退至次要位置；冲动以及对抗冲动的反应被解释为内源性压力。
阿德勒指责弗洛伊德没有充分重视现实因素，这导致弗洛伊德的第一次理论调整：在《对精神功能的两个原理的说明》中引入现实原则：
心理的宁静状态最初是被专横的内在需要打破的。这事发生时，所想（所愿）只不过是一种幻觉，就像我们每天夜里梦中的想法一样。只有期望的满足没有出现，以及体验到的失望，才能促使我们抛弃通过幻觉达成满足的尝试。作为一个替代，心理结构必须作出决定，在外部世界里形成一个真实环境的概念，并尽力作出真正的调整。精神功能的新原则就这样产生了；心中所呈现的不再是令人满意的事情，而是真实的事情，即使发生的是不愉快的事情。这个现实原则的建立证明是非常重要的一步。（1911a,p.219）
现实原则的含义是极为宽广的，包含意识、注意、标记、公正地做出判断（现实检验）、行动和思维。后来，所有这些功能都有助于结构自我的形成：它们所关注的不是冲动的产生，而是冲动与真实世界的关系。随着驱力模型的出现，它们是联结已经淡入背景的现实的桥梁。
从其整个发展历史来看，精神分析一直是一个冲突的理论，个体内部相互对立的力量互相竞争，想成为控制精神生活主导角色。这其中最重要的相互对立的力量包括被压抑的和压抑的力量。
在刚刚引用的章节中，现实是以支持压抑力量的角色进入心理经济学的。阿德勒以及费尔贝恩和沙利文以后的关系/结构理论家的工作的目的，只是将从现实得出的观点整合到冲动理论之中（见阿德勒的“男性化的抗议”和“自卑情结”）。弗洛伊德绝不允许现实渗透到本能驱力理论之中；现实停留在“表面”，被看作是具有引发突发事件的功能，要做的是控制冲动，而不是影响冲动本身的性质。
在《关于精神功能的两个原则》一文中，在失望与挫败之余，弗洛伊德甚至对现实原则的作用设置了明确的限制。相对性驱力来说，自我保存驱力更易出现在上述情况，因为性驱力能够通过自体性欲得到满足，还有一个原因，在现实原则的建立得到强力巩固之时，潜伏期打断了性的发展。因此，性冲动在很大程度上仍在现实原则的影响之外；它们与初级过程的作用和幻想的联系更加紧密。因此，弗洛伊德就使得成组的冲动真正摆脱了现实的控制，这些冲动对于驱力模型的构思是至关重要的。《关于精神功能的两个原则》是收放的杰作，尽管还只是一个框架，还远未将现实考虑全面整合进现存模型。
尽管弗洛伊德抛弃诱惑理论并引入现实原则，使得外部世界在一定程度上随之重新获得曾经失去的理论地位，但其地位仍然是第二位的。婴儿转向现实，只是内在需要得不到满足而产生挫败的结果（当他能够通过自体性行为满足这些需要时，他对现实就没有什么兴趣）。现实原则与费尔贝恩的驱力概念相去甚远，费尔贝恩认为驱力生来就有指向现实中存在客体的倾向。也就是说联系外部世界的渠道，诸如感知记忆等，仅仅通过冲突进行演变。弗洛伊德指定的方法是与哈特曼（1905c,1939a）关于自主化自我功能和非冲突领域概念的分离点，哈特曼的概念所提供的渠道是独立于驱力衍生的需要被挫败之外的。
在关于神经症与精神病的论文（1924b,1924c）中，弗洛伊德提出，这两种障碍的区别见于本我、自我与现实的关系之中。他认为，在神经症中，自我通过拒绝接受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压抑，对不可忍受的本我的需要作出反应。在精神病中，自我拒绝接受使得本我的要求变成不可接受的现实。这个防御，被称之为“拒绝承认”，也就是后来说的否认，是对感知的防御；与其他的防御不同，否认指向外而不是指向内。
在《神经症与精神病》一文中，弗洛伊德写道：
通常，外部世界通过两种方式统治自我：首先，是通过不断更新目前现有的感知；其次，用“内部世界”的形式储存早年感知的记忆，形成对自我的占有，并成为自我的一部分……（内部世界）是外部世界的复制……（对精神病来说）自我专治地创造一个内部与外部的世界；……（由于愿望的现实造成某种严重的挫败）这个新世界是根据本我的愿望冲动建构的。（1924,pp.150-151）
为了将现实的客体关系更多地置于驱力模型框架之中，弗洛伊德开辟了新道路，假设存在一个指向外部的防御。然而，即使作出这样的修改，仍然保存了基本的理论要点：从施赖伯（Schreber）的分析到十多年后的关于精神病的论文，由于现实与本我的要求不相容，防御过程本身就成为必需，即使没有外界的影响，也依然会出现。这样的修改仍然是针对压抑力量的理论，而不是关于被压抑的理论。
弗洛伊德所说的精神病的内部世界是“根据本我的愿望冲动”创造出来的，与其早期关于正常客体形成的论述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引入结构模型之后，弗洛伊德显然很快就确信现实的客体对于心理结构形成的作用。他将正常人的神经症的内心世界称之为“外部世界的复制”，并且说超我“保持了内摄的他人的基本特征－力量、苛责，以及监督和惩罚的倾向”。尽管他没有提到内摄过程中这些他人的特征，尤其是其苛责，可能会加重，他的结论是：“它们属于真实的外部世界。它们恰恰就来自外部世界；其力量，背后隐藏着过去与传统的所有影响，是感觉最为强烈的现实表现之一。”（1924a,p.167）
（弗洛伊德）1924年所说的超我与1894年所说的“占主导地位的观点”相似；它主要是由权威和文化传统所创造，在后期模型中，它受到父母的影响，被孩子所内化。不过，在接下来一系列著作中，弗洛伊德又回到客体形成的观点（其结果就是心理结构的形成），该观点受到驱力/结构模型基本假设的支配。
驱力和恒定性原则的本质：变化的观点
在后期著作中，弗洛伊德做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修改，其目的就是减少对于驱力过程作为决定人类体验与行为的单一因素的单调重视。这些修改包括：对于恒定与快乐原则的新看法，引入自恋是正常发展阶段的概念，改写双本能理论，采用驱力融合的观点，以及升华理论的修订。这每一项都给驱力过程的概念注入了不确定的意味，所留下的空缺就被外部环境所填充。
弗洛伊德在其职业生涯早期，将恒定性原则与享乐原则等同视之。享乐是以量化的术语定义的：与之相应的，是尽可能将影响心理结构的刺激量降至最低。因为人类完全受到寻求享乐愿望的影响。其行为的方向也是完全定好的：他会努力去释放可以感受到的内在压力的增加。
最初的陈述中对于快乐的全面表述没有给可能的环境事件留下空间。……从这个观点看，这两者是不相关的；快乐的本质，以及所有人类动机背后的基本方向，完全是由我们种族发育的继承决定的。
快乐原则与恒定性原则之间的联结，因为其论文《受虐狂的经济学问题》的出版，被强有力地打断了。恒定性原则在该文中等同于涅槃原则，它控制死亡本能。由于这种改变，弗洛伊德可以自由地重新定义快乐的本质：
快乐与不快乐……不能用量（我们描述为“由刺激导致的紧张”）的增加和减少来定义，尽管两者明显与该因素有着诸多联系。它们似乎并不依赖数量因素，而是依赖于数量因素的某些特征，我们只能将其描述为质的因素。如果我们能说出这个量化的特征是什么，我们对心理学的研究就会更进一步。也许，刺激量中的起伏不定的变化的节奏和变化的暂时结果。我们不明白。（1924a,p.160;斜体是我们标注的）
如果快乐是人类动机的核心，如果快乐的本质无法用清晰的量化术语进行说明，我们将向何处寻找我们精神生活中这最为重要的部分？弗洛伊德对早期理论的修改将重点从系统发育学转向了个体发生学。因为快乐原则的修改，驱力/结构模型的阐释开始更加重视个体在发展过程中所体验到的快乐的情景。人际关系环境取得，更为确切地说，是再次取得驱力所丧失的特异性。
弗洛伊德将原始自恋（primary narcissism）定义为正常的发展阶段。“存在最初对自我力比多投注，其中一部分后来释放到客体，但基本上保持不变，与客体投注有关的那一部分的关系，就像阿米巴伸出的伪足。”（1914a，p.45）严格来说，弗洛伊德认为自恋不是最早的发展阶段（尽管其后的许多驱力/结构理论家持有这样的观点）。弗洛伊德认为，“个体在最初不会存在一个类似个体的统一体”，而且“自体性欲的本能从最初就是存在的”，因此，必须有什么东西增加到自体性欲之中，才能使之转换为自恋（1914a,p.77）。必须增加的是自我的发展，以及联合“统一体”的进化，来接受力比多的投注。自恋由此就成了自体性欲与客体爱之间的中间状态（1911b）。
这个自恋的定义显然过于简化，隐藏了这个概念存在的许多困难，尤其是自恋力比多概念与业已建立的自我本能概念之间的关系。在1915年*《性学三论》*的遗补中，弗洛伊德宣称，“我们的研究方法，精神分析，此刻为我们提供的只是有客体力比多转化的可靠资料，但是眼下无法将自我力比多与作用于自我的其他能量作出区分”（1905a,p.218；斜体是我们标注的）。在《论自恋》一文中，他对这个问题首次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也得出了类似的观点（1914a,p.76）。做这种区分的难度如此巨大，使得弗洛伊德最终抛弃了最初的双本能理论，排除了自我本能，将之视为独立的力量，将其功能分摊于力比多驱力、破坏驱力和结构自我。
弗洛伊德对于这个争论的反应是，最初出现的作用于自我的大部分能量都有性的根源：自恋作为一个理论概念，使得自我可以“捕获”性能量；因此，某些自我的目标至少可以追溯至遗传的性目标。自恋由此防止了性欲的废黜，这就是荣格争论的意图，同时，也带来了我们一直认为的那种解释学的不确定性。几乎没有心理学证据可以用来区分自恋力比多与其他形式的自我能量，因此，自我运作的一个特殊表现，就是不能明确地解释为与这个还是那个能量来源有关。弗洛伊德甚至更进一步说道：“我应该直接承认……关于独立的自我本能与性本能（即力比多理论）的假说几乎没有心理学基础，而是主要来自生物学的支持”（1914a,p.79;斜体是我们标注的）
我们已经介绍了弗洛伊德关于自恋的定义－“对于自我的力比多的最初投注”，很显然，他是从客体关系的角度来考虑的，将自我使之为客体。这一点在他的论述中是明确的：“我们知道……广义来说，自我－力比多与客体－力比多是对立的。一方面适用得越多，另一方面消耗得越多。”（1914a,p.76;斜体是我们标注的）自恋所涉及的元心理学含义只是力比多定位在一个“地方”或另一个地方，就像是阿米巴与其伪足之间的关系那样。隐藏在抑郁下的向自恋退行的过程也得出同样的结论（Freud,1917a）。
不过，出现模糊的原因源于这样的事实，在更多关注自我的时候，“客体”概念的应用就极为不同。在其他任何情况下，客体是完全被动地接受投注。自体性欲本能的客体是这样的，因为它是主体身体的一部分，对于后期发展阶段的“外部”客体（确切说是其内在的表象），也是如此。无论是婴儿的拇指，还是俄狄浦斯期的母亲，一旦被投注，对于力比多能量的进一步分配就没有任何作用了；其映像就成了力比多可以流入与流出的容器。
另一方面，自我的投注对于接下来一系列心理活动有着深远影响，因为自我在分配被投注的能量时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他在这段时间（在地形模型的影响下，从1900年到1923年）对于概念的使用，通常认为类似于哈特曼后来对于“自体”的使用，是有点像“完整的人”的表象。这与弗洛伊德对于自恋的明确定义十分一致，因为这个概念指的是力比多从一个表象（外部的或自体性欲的客体）向另一个表象（自我或自体）的移动。
弗洛伊德思想的一个核心假设，就是表象对于心理能量不能发挥主动的作用；它既不能使用也不能消灭心理能量。然而，从其早期对于概念的使用可以看出，自我是能够使用最初被投注的，或从其他客体捕获的能量的。自我可以使用能量来追寻自己的目标，与客体力比多决定的目标可以保持一致，也可以相反。因此肛欲期粪便的容留与排泄（1917c），以及阉割情结（1923b），均可以看作是体现了自恋与客体爱之间的冲突。
也许，使用自恋概念最明确的例子就是“自恋性客体的选择”（Freud,1914a,1917a,1921）。从现象学来说，这指的是客体选择的两个方面：首先，在与自己相似的或你想成为什么样子的基础上选择客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既反对又不如情感依附性的客体选择，其作用的基础是客体与早年育儿者的相似性）；其次，选择一个客体不是因为你感受到的对客体的爱，而是因为你感受到了来自客体的爱。从元心理学意义上说，基于地形学说的自恋的定义，这个术语本身是矛盾的。力比多投注一处或另一处；如果投注到外部的客体，就不是自恋的力比多，反之亦然。这个概念要说得通，我们只有假设，一旦自我能捕获力比多，接着将其目标强加于能量之上的，凭借其与自我关联的力量，就能使用这个能量达成自己的目标。
这个争论表明，随着自恋的引入，弗洛伊德正朝着更加主动的概念化自我迈进，直至《自我与本我》的出版，这个概念才得以完全公布。对自恋的关注可以理解为结构模型演化的重要的早期阶段。。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争论表明，自恋的概念代表了对驱力特异性的进一步削弱。在这个模型中，正如最初在《性学三论》（甚至如同《本能及其变迁》所阐述的那样，跟我们所讨论的论文是同时代的）提及的那样，本能的目标完全是由本能的本质所决定的。这个目标可以受到压抑力量（厌恶与羞愧，或者是自我－本能）的反对，行为代表的是各种相关力量之间的妥协，但是目标的本质基本上是从来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的。目标的抑制（Freud,1915a），从这些角度来说，是冲突的结果，是强加于不屈的驱力之上的结果。
有了自我可以利用力比多达成自身目的的观点，最初的力比多目标的重要性就减弱了。遗传学上仍然有相关性，但已经没有了动力性的关联度，因为他完全服从自我的意图（保留阴茎、被爱等等）。但自我从何处取得其“意图”？因为自恋的概念，我们有一套拥有自己生命的目标，不受驱力品质的影响，可以使用驱力的能量追寻其独立的目标。我们再次遇到了调和策略所固有的不确定性。正如我们对待快乐和恒定性原则的修改一样，我们需要在驱力自身的本质和作用之外寻找这些目标的根源。如同其他的修正，我们需要从现实关系的角度考虑去解决诸多的不确定性。在弗洛伊德发展自恋理论的同时，他也在寻找一种更为复杂的解决自我发展问题的方法，早期客体关系在这个方法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建立结构模型的那些假设中达到了顶峰。不过，即使有这样的修改，自我的目标仍然需要本能的能量作为其驱动力。
自恋问题与双本能理论以及本能升华和融合概念的变化密切相关。力比多驱力为实现自我的目标而发挥作用，这一观点的引入使得最初的双本能理论出现很多问题，因为这意味着存在精神分析研究不能保持的区别。随着《超越快乐原则》在1920年的出版，弗洛伊德抛弃了独立自我保存驱力的假设，将其功能分为性本能（性爱）和新提出的死亡本能，后来，假定存在一个结构的自我，自我保存的重要方面就保留了下来，在自我的控制下发挥作用。
弗洛伊德认为，对于神经症的形成，死亡本能不具有像力比多及其变迁那么重要的作用[4]。因此，即使修改了驱力理论之后，弗洛伊德从来没有像对待力比多那样，对死亡本能给予足够的重视。
第二个本能理论扩展了弗洛伊德关于心理中可能发挥作用的能量来源的思想。力比多、破坏性和自我保存，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来源和历史，竞争性地寻求表达。哪一个将是最强的驱力，其力量是如何进行表达的？在实现目标过程中，在多大程度上会基于其他考虑而妥协？……从结构学说角度看，势必要假设存在一个更为强大的、具有强大执行功能的自我。从解释学角度看，势必会使我们去认识这些力量发挥作用的环境：将我们带回现实。
对于升华问题，也会有类似考虑。升华一直是驱力/结构模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因为连同其他本能的变迁，尤其是反向形成，它是连接驱力的反社会本质与由驱力推动的极度社会化行为的重要桥梁。早在《性学三论》对这个概念的使用中，弗洛伊德就明确说明他指的是本能目标从最初的目的到更加被社会接受的目标的转移。他宣称升华“使得专门由性欲造成的过渡强烈的兴奋找到了出口，并用于其他领域，因此，危险的性情就导致了心理效能不可忽视的增长”（1905a,p.238）。驱力自身保持不变；升华是一个开通某些释放渠道，同时抑制其他渠道的过程（另见Freud,1910c）。
引入自恋概念后，弗洛伊德极大地修正了这个观点。他在《自我与本我》中写道：
客体力比多转化为自恋力比多……显然意味着要抛弃性的目标，去性欲化－因此是一种升华。实际上，问题就产生了……这是否是通向升华的普遍道路，是否所有升华，不经过自我的中介就能发生，升华始于自我将性的客体力比多转化为自恋力比多，那么，也许，继续赋予它其他目标。（1923a,p.30）
这个构想的意义不仅仅是改道，而是通过客体力比多到自恋力比多的转化，对驱力能量的本质进行修改。升华由此成为可能，因为一旦自我捕获一定量的力比多能量，就能将自己的目标强加上去。因此，后来的观点认为，对于驱力来说，升华既是新的不确定性结果，也是原因。
一旦提出修改版的本能理论，弗洛伊德又回到了两种本能可能结合在一起的观点。他认为“这两种本能融合在一起，混合在一起，彼此渗透；……这种情况会定期地，非常广泛地出现，对于我们的概念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假设”（1923a,p.41）。最初被力比多驱力与自我保存驱力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占据的位置，在第二个理论中，就被这个概念所取代了。这个变化与建构升华的变化是同时存在的。同样，升华最初被理解为一种改道行为，同时没有改变被引导物的本质，因此，这个相互依存关系表明，自我保存驱力与性驱力可能是同行的，也就是说，基本没有对彼此进行重大修改。在后一种观点中，升华与融合表明，驱力自身的本质是可以被根本改变的。
因为这些理论的修改，从早期的防御和愿望模型向驱力/结构模型演化的趋势，即增加关于推动心理结构的能量来源的特异性的趋势，得以彻底改变。我们曾经拥有的是力比多，自我保存居于第二位；现在我们拥有的是力比多、攻击，两者不同程度的融合与解离，力比多不同程度地被升华，两种驱力的自我保存方面，通过自我就能影响从客体选择到自恋的转化而强加于力比多之上的目标。尽管基本的假设是，动机最终是内源性的，生物学决定的驱力被保存下来，那些驱力内容的特异性已经被大大削弱。代替这种特异性，我们会注意到驱力的组织和实现多重要求的早期关系。
焦虑的作用与后期的情感理论
在弗洛伊德早期的防御模型中，一个观点威胁要突破进入意识，其结果就是与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不相容，将会带来不愉快的情感，由此促成压抑的产生。情感的性质，其相对于愉快与不愉快的价值，均被视为由个体人格和个体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共同决定。情感因此就成为突破、压抑和神经症症状产生的基本的促进因素。
随着驱力/结构模型的建立，情感被将至次级的理论地位。在元心理学的文章中，情感被表述为驱力的衍生物。情感的出现被看作是压抑至少存在部分失败的证据，被释放的量所呈现的质的色彩被看作是相对偶然的，从动力性的观点看，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微不足道的。
不管某种情感的本质如何在驱力/结构模型的顶峰期，其分析要求我们揭示导致其出现的力比多力量。情感的特殊性质，是由包括情境的性质、个体持有的价值观和社会标准的一系列因素决定的，是事件未来走势的基本的决定因素。随着驱力的首位位置的确立，除了反应被压抑的本能冲动的本质之外，情感的特殊性质就被抛弃了。
在弗洛伊德早期关于现实神经症的观点中，他认为焦虑是力比多抑制的结果，这种抑制已经变得“有毒”；因为没有释放的机会，力比多就进行（心理学的）转化。精神神经症的焦虑理论和情感理论，主要通过这个方式，输入到现实神经症。在这个情况下，焦虑被视为抑制的结果，不是因为没有适当性欲机会，而是因为压抑。
弗洛伊德降低驱力理论的特异性，可能想重塑情感理论，并进一步将之至于其理论体系的核心。……在《抑制、症状与焦虑》中，弗洛伊德对其早期理论进行了广泛的修改。他修正了焦虑与压抑的关系。焦虑是一系列危险情形中出现的记忆中感觉得复活，出生是最先遇到的情形。这些情形是危险的，因为它们预示着就要到来的创伤，创伤被定义为面对本能需要的压倒性积累，机体所承受的无助感。
自我可以随意应用回忆与再体验这些感觉能力。当自我感觉到危险的本能冲动就要突破进入意识时，自我就能召集小量的、相关的记忆图像，这样做就能求助于快乐原则。有了快乐原则的帮助，自我就有力量对威胁性冲动进行压抑。焦虑因此就成了自我发起防御行动的信号。
压抑的出现时焦虑信号引起的结果，这个观点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环境，在该环境下自我感觉到冲动可能是危险的，这让我们想起了弗洛伊德最早的防御模型。修正的焦虑理论将不愉快情感及其环境因素重新置于动力性观点的中心。不过，这里所说的危险最终是与驱力需求相关联的。自我使自己免受不愉快体验、“因需要而不断增长的紧张”，以及面对本能压力产生的无助感的影响（1926a,p.137）。早期理论对环境的强调得到了恢复，但是其内容已经完全由驱力的本质所决定，尤其是力比多驱力。
……这样来说，（俄狄浦斯期冲突中最初的动物恐怖症）阉割就不只是孩子反应性的幻想。弗洛伊德认为，这样的威胁会经常出现，作为对乱伦愿望的惩罚，阉割在人类种系发生学上具有悠久的历史。尽管这种恐惧建立在对现实歪曲感知的基础之上，但孩子感觉恐惧是源于现实的（与《性学三论》中基于“机体压抑”的感觉不一样），而且这是产生焦虑的关键动力性因素，压抑也是如此。
他（弗洛伊德）没有进一步发展在不同环境下的意涵，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家庭里，所感受到的阉割威胁的严重多多少少有些不同。强调种系发生学，使我们背离了这样一个观点，即针对孩子的冲动，实际上是针对孩子自己，不同的父母反映出的敌意程度是不同的[5]。这种理论保留的策略，类似于我们看待调节原则的方法，我们在讨论俄狄浦斯情结时会再次遇到这种情况。
防御模型时代与后期焦虑理论对于创伤定义的比较，是有指导意义的。前者将创伤定义为不相容的想法强行进入意识的时刻（Breuer&Freud,1895）。没有特别说明不相容观点的本质，甚至也没有特别说明对立的主导地位想法的本质。后期看法则又回到了某种东西强制作用于其他东西的观点，但这里说的侵入性的想法本质特指本能。后期理论中创伤指的是面对驱力的需求所体验到的无助感。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如果我们自身没有某种感觉和意图， 我们所爱的人就不会停止爱我们，我们也不会受到阉割的威胁。”（1926a,0.145；斜体是我们标注的）当然，意图总是详细说明的本能驱力的衍生物。
总之，后期焦虑理论给人的印象，就像是利用格式塔心理学家所有的图画说明图形－背景关系的模糊性。现在，我们在研究临床素材的时候，外部环境与驱力需求的首要位置就进入前景之中。尽管弗洛伊德本人坚持驱力/结构模型的基本假设，继续将驱力摆在理论结构的中心位置，后期模型更加看中现实因素的作用，尤其是客体关系的实际方面。
发展史、结构模型与客体关系理论
从执业的精神分析师角度看，现实客体关系在病人生活中的作用有时是模糊不清的。接受分析的人谈论其重复出现的、自我挫败的生活模式，这些模式始终出现在与实际相去甚远的情景中。对于成人，分析师所面临的是一系列被引导的、结构化的目标，它们始终与一系列显然不重要的客体一起运作。随着移情的出现，分析师觉察到，至少在此时，他已经成了病人问题的一部分了；同样的模式在在他这个客体身上重复着，尽管他与病人生活中的他人有着“客观的”不同。正如弗洛伊德设想的那样，移情是成年病人出现阻抗的明确指征，因为受不同外部环境的影响，内在动机决定了阻抗的出现，弗洛伊德认为这是其驱力理论最有说服力的一个证据（1914b）。
如果对成人的研究使我们重视结构化的目标，对儿童以及儿童发展的观察却强调了个体与带来这种结构化的环境之间互动的重要性。温尼科特的观点（Guntrip,1975）“没有婴儿这样的东西”，不仅表现了其理论偏倚，而且也反映了他是站在儿科医生和儿童分析师的角度看问题。即使临床医生精通驱力/结构模型的假设，如果有深入的儿童工作的经验，就一定会对本能目标与父母反应之间持续互动印象深刻。正是这些观察，构成了安娜｀弗洛伊德与玛格丽特｀马勒进行重要的理论修正的基础。
在其理论向着驱力/结构模型演化过程中，弗洛伊德的观察基础是由与成人工作的全部临床经验组成的，在其作为精神分析师的最初二十年中，几乎没有任何的发展理论。他原先想透过症状的最初表现探索神经症的起源，由此假设了只与病因性事件有关的诱惑理论，弗洛伊德自己很快抛弃了这个理论。第一版的《性学三论》的确有一个基本的解决早年发展的方法，认为如果儿童要足以应对成熟的客体关系，而且找到性客体有赖于性驱力与自我保存驱力之间的依附关系，独立发挥作用的成分本能必须要合为一体。然而，这个方法只是一个模糊的草图。
即使是力比多的发展史，经常被认为是弗洛伊德的理论核心，实际也是后来形成的。最初版的《性学三论》只提到了自体性欲的阶段。自恋阶段是在弗洛伊德对施赖伯的案例（1911b）进行分析时增补的，肛欲期施虐期阶段出现于《强迫性神经症的性格倾向》（1913），口欲期见于1915年《性学三论》的增补补遗之中，知道1923年，关于婴儿性器官组织（1924b）的论文才出现性器期。压抑作用力的发展在最初几年甚至很少得到注意；最初的详细解释见于《精神功能的两个原则》之中。
力比多发展阶段理论的演化受到了弗洛伊德最早纯心理学心理模型，以及《梦的解析》引入的地形模型的影响（1900，1915c）。这个模型所描绘的三个心理系统－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是以其内容（想法）进入意识的难易度，以及其运作的基本原则（原发和激发过程）来定义的。从一开始，弗洛伊德认为婴儿出生时的心理完全是由原发过程组成的，即潜意识系统；认为前意识和意识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没有明确的概念说明，什么会影响这个过程，儿童日益增长的经验将会如何影响其高级能力的获得，以至于需要的幻觉性满足最终屈从于更加贴合现实考虑的解决办法。弗洛伊德对于心理的前意识和意识层面的描述远不如其对潜意识的说明那样清楚；地形模型的早期阶段，让我们对前意识和意识可能需要或使用何种机制有诸多疑问。
在《关于精神功能的两个原则》的文章中，弗洛伊德（1911a）提出，现实原则是在发展过程中取得的对最初的快乐原则的修正；他也认为，包括诸如感觉、认知、记忆、现实检验等各种精神功能的出现，保证了该修正的有效性。这些新功能可能使驱力的释放得以延迟，直至现实中出现可以使用的恰当的客体：这些核心功能就是后期理论中的结构自我。《关于精神功能的两个原则》中的观点提供了一个框架，将最初内向性的婴儿置身于某种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之中。
1911年的发展理论是围绕婴儿的现实体验建立的，在这种情况下，因为驱力受挫情形的重复出现，就有必要建立现实原则以及相关的能力。不过，这样的现实仍然不具备保证婴儿获得客体的重要功能；不管是由谁来满足婴儿的需要，挫败是不可避免的。没有接受育儿者之间不同之处的框架。“拒绝的”母亲与“溺爱的”母亲相比，对于现实原则的建立和认知能力形成的影响并无二致。实际上，不同类型的母亲根本没有任何的理论地位。
随着自恋概念的引入，弗洛伊德开始修正关于客体在心理经济学中作用的观点，开始支持更加明确的发展观点。通过捕获的力比多可用于达成其自恋的目标，这个观点补充了地形模型的解释框架，因此也对自我造成结构上的影响。而且，弗洛伊德将自我对力比多的最初储存赋予了至关重要的发展变迁：用于自我理想的形成，是自我分化的一部分，正如弗洛伊德描述的那样：“发现其自身拥有了有价值的尽善尽美。”（1914a,p.94）就像自我一样，一旦自恋理论得以演化，自我理想从最初就具有了重要的结构作用；它是“压抑的条件因素”（1914a,p.94）。自我理想与现实自我之间的紧张，是通过“良知”来调节的，决定哪些冲动可以得到表达，哪些必须被防御。自我理想在早期防御模型中就扮演了“占主导地位的观点”的角色。
自我被分成不同的结构单元，其中一部分启动了压抑，自我理想化在童年早期具有遗传学的根基，这些观点清楚地表明，弗洛伊德开始转向结构模型及其发展的意涵。不过，1914年的方法与后期对客体关系的重视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空白：从自恋向自我理想化发展的转变就被看作是力比多的变迁。自我理想化的内容本质上是由驱力的内容决定的。“占主导地位的想法”有重要的社会要素，而最初认为自我理想化是不包含社会要素的。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个需要被填满的结构、容器；在最早的构想中，力比多决定其内容。
然而，这个构想在弗洛伊德思想中的主导时间并不长。在《哀悼与抑郁》（1917a）中，他转向了分析抑郁病人的经验，注意到现实中客体的丧失（或者是特别珍视的客体特征，诸如客体的爱的丧失）与感觉到的自我的丧失（也就是自尊的丧失）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当力比多在丧失后从客体撤回，在某些情况下，没有被用于建立新的客体投注，而是撤回了自我之中（也就是继发自恋的建立）。这种情况发生时，力比多“用于建立与被抛弃课题的自我认同。因此，客体的阴影就会笼罩自我，后者可能由此受到特殊机构的评判，它似乎就成了那个客体——被抛弃的客体。通过这种方式，客体丧失就转化为自我的丧失，因为认同影响，自我与所爱之人之间的冲突就转化为自我关键活动与自我之间的分歧”（1917a,p.249；斜体是原著标注的）。因此，在认同概念中，我们首先遇到的是客体影响心理结构本质的能力。
在《哀悼与抑郁》中，弗洛伊德概述了结构模型的某些非常重要的方面。但在1917年，认同仅局限于病理性案例；假定认同是在退行至最初为自恋型客体关系的自恋基础上产生的。认同出现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中就成了正常的机制，其中也讨论了自我理想化的本质与跟重要客体的关系之间的紧密联系。《自我与本我》中的结构模型最终使得弗洛伊德的理论转向接受客体关系的发展方法。
随着自恋、认同和自我理想化概念的出现，地形模型是人满为患。旧的理论认为，将精神结构分为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系统，使得心理的功能区疲惫不堪。然而，新的认识指出，自我作为一个分化的“特殊结构”，具有重要的作用。这种情况有点类似今天对待自体概念的态度：它如何能与可能包罗一切的心理学地图融为一体？它是从属于（或者超越）现有的结构，还是必须完全修正当今的模型，给新的概念腾出空间？
1923年，有两个临床问题决定了弗洛伊德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首先，他观察到，通常情况下，在精神分析治疗中阻抗的运行就像被压抑的力量一样，远离意识。这在地形模型中是得不到支持的，地形模型将阻抗看作是潜意识系统的范畴。而且，经常出现的“负性的治疗反应”指向的是潜意识的内疚感，这些感觉在旧的理论中不可能处于前意识。从1914年以来，工作中的这些观察增加了理论的压力，使得弗洛伊德抛弃了地形模型。
他在《自我与本我》中提出新的心理的三分结构。根据进入意识难易度现象建立的模型就被抛弃了；与此相关的词汇失去了其一贯的内涵，只用于说明观点的性质。（在《梦的解析》出版之前，这代表原先防御模型的回归。）三个假设的结构——本我、自我与超我，每一个都有潜意识的方面，尽管只有后者两者才能完全进入意识。结构模型中的本我，从其内容和运作模式来看，实际上等同于早期理论中的潜意识系统。弗洛伊德进行理论调和策略的核心特点再次表明，他要修改关于压抑力量的理论，而不改变被压抑的理论。
随着自我与超我概念的建立，弗洛伊德的理论已经正式定义了心理组织的结构成分，他已经开始勾画一个发展史。所要做的就是将《哀悼与抑郁》与《群体心理学》描述的过程概括化。认同的出现，即客体丧失后，自我在早期客体关系基础上的调整，现在被看作是一个正常的，不可避免的发展过程：自我与超我形成的普遍道路。早期客体的丧失，更确切地说，是成长过程中不断出现的一系列丧失，与“两原则”模型的挫败有着几乎一样的作用。这些被看作是成熟的心理结构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极其重要的。此刻，就像弗洛伊德所表达的，“自我的特征是抛弃客体投注的沉淀物……而且包含了那些客体选择的历史”（1923a,p.29）。
到目前为止，儿童经历的最重要的客体丧失是俄狄浦斯期的客体丧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其对客体的幻想的丧失。正式这种丧失，极大地推动了自我，尤其是超我的形成；因此，俄狄浦斯情结就成了健康发展与神经症发展的基石。俄狄浦斯情结的解体导致超我认同形成，以及升华能力的建立，从而使自我得以非常有效地运行。俄狄浦斯情结也会产生反应性的内疚，是后来生活中最为重要的神经症冲突的来源。
俄狄浦斯情结是客体关系理论的一部分，因为它包含了三人之间的互动，每个人都想在其中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其结果决定了自我和超我的本质，在强调俄狄浦斯情结时，弗洛伊德可以调整某些基本的理论假设。弗洛伊德的临床观察与其理论构想之间存在一定的出入。在其对莱昂纳多·达芬奇的分析（1910c），以及《狼人》（1918b）的案例报告中，他非常明确地说，父母的意识与潜意识的态度塑造了个体独有的，对俄狄浦斯情结体验的本质。他在一个常规报告中指出，儿童转向乱伦的客体时，“通常会遵从父母的某些暗示，其情感带有非常明显的性行为的特点……一般来说，父亲更喜欢女儿，母亲更喜欢儿子；儿童对此做出反应，如果他是儿子，希望取代父亲的位置；如果她是女儿，希望取代母亲的位置”（1910d，p.47；斜体使我们标注的）。
所有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论阐述淡化了这些人际关系的观察，更加看重构成因素。弗洛伊德宣称，俄狄浦斯情结的建立与解体“是由遗传决定与规定的”，对某个个体来说，不管这个时期实际的人际互动特点如何，“当下一个预先设定的发展阶段到来之时”，它终将过去（1924b,p.174）。单就这个阶段产生的结果而言，他坚持认为，“两性之间男性化与女性化倾向的相对强度，就决定了俄狄浦斯情结的结果，是认同父亲还是认同母亲”（1923a,p.33）。
通过假定心理组织包括自我与超我，这些结构具有发展史，并通过阐述俄狄浦斯情结来强调这个历史，弗洛伊德大大提高了客体在心理经济学中的地位。不过，新模型仍然完全坚持驱力/结构模型的基本假设。即使客体本身与性格形成保持一致并对其产生影响，客体的形成仍然是由潜在驱力的本质决定的。而且，心理的作用力达到的平衡非常青睐本我。由于没有被赋予任何属于自己的能量来源，自我在这个方面是完全依赖本我的。这就是弗洛伊德那段著名评论背后的意思，即“自我与本我的关系就像一个人骑在马背之上，必须能控制马的超强之力；不同之处在于，骑手这样做用的是自己的力量，而自我用的是借来的力量……通常，如果骑手不想跟马分开，就被迫引导马去它想去的地方；同样，自我习惯于将本我的愿望转化为行动，就好象那是它自己的意愿”（1923a,p.25）。本我的能量来源恰恰就源于潜意识，这要追溯到《性学三论》中的构想。
尽管自我、超我与现实人物的关系得到了明确的阐述，它们生来就是与本我紧密相连的。本我，就像潜意识系统，一出生就包含了整个心理结构。因为暴露在现实之下，自我就从本我分化出来。尽管超我开始的历史较晚，其出现代表着自我内部的进一步分化，是由本我从丧失的客体身上撤回的投注来提供能量的。因此，超我经常表现得像本我，而其行动是反对本我的；其功能的特点经常是像本我要求的一样严厉与专横。在强调这些结构与本能根源的紧密联系时，弗洛伊德仍然停留在驱力模型的框架之中。客体在结构模型中功能的加强是重大的理论变化，但是也是理论的调和。
弗洛伊德对其基本假设所保持的忠诚度，在后期关于超我形成的某些论述中有明确的体现。他主张，心理结构是早期认同的结果，实际上并不是意味着巨大的影响来自于认同的实际人物。他认为，“超我最初的严厉程度不代表你从它[客体]那里体验到的，或者说你认为是从它那里体验到严厉，或者说程度没那么大；而代表的是你自己对它的攻击”（1930,pp.129-130；括弧是原文加的）。在后来的论述中，他又回到了类似的观点，认为“毫无疑问，超我首次建立的时候，这个机构所能使用的是儿童对父母的攻击，他无法将此向外进行有效的释放，因为他有色情化的固着以及外在的困难；因为这个原因，超我的严厉程度不需要简单地与其抚养人的严厉保持一致”（1933，p.109）。客体形成与力比多阶段之间的这种特殊联系，在后期评论中得到了强调，认为超我的“过度严厉不是遵循真实的模型，而是与防御俄狄浦斯情结诱惑的强度相一致”（1940,p.206）。
如果俄狄浦斯情结容易被驱力/结构模型分析师视为一种幻想，一种内源性冲动的外在表现，那么，说到前俄狄浦斯期的问题，情形就不同了。在俄狄浦斯期，我们面临的是发展完好的人格，具有非常一致的动机结构以及达成目的所需的相应方法。这种情形有点类似于对成人的分析：个体的心理运作有稳定性和方向，其功能似乎非常独立于环境的反应。不过，对于很小的孩子，我们的观察将我们引向不同的方向。最明确的是儿童的脆弱，以及对他人的需要。其本能目标是难以觉察的、碎片化的、不成熟的。那么，我们就较少关注这些目标，更多关注儿童的脆弱和安全需要，这就迫使我们注意儿童与其育儿者之间的细微互动。
对于生命最初几年的细微观察提高了我们对现实中客体关系的理论认识，这并不奇怪。这一点，弗洛伊德就做得比较缓慢，尤其是他依靠成年病人口头报告的资料，四五岁之前的记忆报告，往往不能得到连贯的表达。不过，结构模型指出了建立前俄狄浦斯期客体关系理论的必要性，尤其是因为这些客体关系承载了自我的发展。而且，基于假定的客体丧失、认同与心理结构形成之间的关系，这个模型至少具有建立这样一个理论的基本框架。
在《自我与本我》出版的同一年，弗洛伊德讨论了一连串的自恋丧失，开启了通往阉割恐惧之路。这包括吸吮之后失去母亲的乳房，大便时失去粪便，以及出生时与母亲的分离（1923b,p.144）。这个序列预见了《抑制、症状与焦虑》中提出的比较出名的一系列早期危险情景，其与力比多阶段发展序列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同样值得注意。现在最重要的不同是，客体关系首次被赋予了一个自我（自恋的）和力比多的决定因素。在后来构想中，自我方面得到更加明确的重视。按时间顺序来说，危险情景包括：出生、失去母亲、失去母亲的爱、阉割，以及失去超我的爱（Freud,1926a）。这些情景指的不但是危险的原因，而且是一个进行性分化的客体概念。儿童首先害怕因为环境（出生）失去母亲，失去的是一种自体与客体完全没有区分的状态。接着，至少有那么一点觉察母亲是独立的，是照顾他的人，他就害怕与她分开。第三阶段，他认识到，不仅母亲的在场很重要，她作为一个人的特殊的方面——她对他的依附，也是必需的。第四阶段象征着儿童与母亲之间紧密联系进入高度明确导向的目标。所害怕失去的，是不能将母亲看作性驱力客体，以表达性器期冲动。最终，因为害怕失去超我的爱，客体被内化，即使客体不在场，仍然会继续有效地发挥作用。不再需要客体在场使得自我调控成为可能，早期危险情景退至次要位置，进而害怕失去已经转化为结构客体的仁慈的出现。
一连串自恋的丧失与早期危险情形的理论，从来没有让弗洛伊德完全阐明早期的客体关系。他认为每一个危险情形，最终都建立在自我不能控制本能压力增长的基础之上（1926a），因此，从解释作用的角度看，新模型的现实意义是从属于本能决定因素的。他一直在结构模型指引下，所要建立的框架就留给其追随者了。
弗洛伊德关于前俄狄浦斯期客体关系最富有洞见的讨论出现在一系列关于女性性欲的文章中。他关于这个主题备受关注与批评的观点存在于从前俄狄浦斯期向生殖器性欲转化过程中，为了获得阴道快感，女性必须放弃其最重要的性器官阴蒂的快感。弗洛伊德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都得出这个观点，使得这些讨论有点不合时宜。不过，从这一系列论文中得到的总体印象是，弗洛伊德相信女性的最大问题不是性快感区的变化，而是性客体的变化。男孩可以将最初对母亲的依恋带进俄狄浦斯期，与男孩不同，女孩要获得异性恋性欲，就必须从对母亲的依恋转换到俄狄浦斯期的父亲身上。这立刻让弗洛伊德关注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使得女孩能放弃与母亲在前俄狄浦斯期的联结。
弗洛伊德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首次见于其对一例女同性恋案例的描述中（1920b），在这个案例中，对于母亲的固着使得这种必要的变化不能出现。此后不久，他谈到，女孩对母亲的失望体验促使其需要转换客体，以及这样做的可能性（1925a）。失望是一种关系概念，显示出客体的实际特点，现实中客体多少是有点令人失望的。在最初论及这个问题时，弗洛伊德没有发展这个方面。相反，弗洛伊德强调了女孩对于没有阴茎的失望，他将其看作是女孩抛弃最初的爱的关系的充分理由。俄狄浦斯情结的出现，希望父亲给与她一个孩子，被看作是对早年挫败的补偿。
在弗洛伊德后期著作中，尽管没有阴茎的挫败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潜在情绪，失望、敌意和恐惧带有处理最年母亲与女儿关系的一系列广泛特征的痕迹。弗洛伊德认为这些是女孩童年期永远不能满足的无限制要求的结果，也是母亲禁止其早年手淫的作用结果。此外，他谈到女孩对母亲的恐惧：“很难讲，女孩觉察到来自母亲的潜意识敌意在多大程度会支持这种恐惧。”（1931,p.237）
在弗洛伊德的主要著作中，最后的评论，可能更明确地指出了前俄狄浦斯期客体关系现实状况的重要性。它再次出现在关于女孩报告的俄狄浦斯期诱惑的精彩讨论中。在《精神分析新论》中，弗洛伊德重申，他认为这些诱惑是幻想，但是他对早年关系持不同的观点。他描述了前俄狄浦斯期的情形：“幻想触及到现实的范围，实际上是母亲清洗孩子身体卫生的不可避免地刺激，甚至也是第一次激起了女孩生殖器的快感。”（1933,p.120）因此，从现实层面看，母亲既诱惑了孩子，又惩罚了其后来的手淫犯禁行为；相对儿童早年冲动来说，这个状态内在的矛盾情感最终的客体转换开辟了道路。
尽管在专门针对女性性欲的前提下讨论前俄狄浦斯的客体关系，弗洛伊德（1931）接受兰普尔－德格鲁特（1928）的观点，认为这种情形对于两性都是一样的。不过，对于小男孩来说，他从未进一步详细论述这个问题，也许是因为一直以来，他阐述的男性俄狄浦斯情结的清晰度受到了干扰。实际上，由于在晚年才介绍关于早年情形的观点，故而弗洛伊德从未将客体关系的现实方面整合到其发展理论之中。例如，也许接下来，关于母亲是现实的早年诱惑者的观点，可以纳入俄狄浦斯情结建立与瓦解的理论之中，但这一点从未实现。没有人认为母亲的潜意识敌意伴有潜意识的性目标，也没有人认为这两者是父亲对孩子反应的重要方面。不过，应该清楚的是，19世纪30年代，弗洛伊德正朝着更加彻底认识这些问题的方向迈进。
在讨论新的处理前俄狄浦斯期的方法对其现存的女性性欲理论的影响时，弗洛伊德写道：“既然这个阶段有允许所有固着和压抑的空间，而且我们通过这个阶段可以找到神经症的来源，似乎我们必须撤销俄狄浦斯情结是神经症核心这个论点的普遍性……[但是]我们可以扩展俄狄浦斯情结的内容以囊括孩子与父母的所有关系。”（1931,p.226）这样一个陈述，暗示存在扩展的可能性，弗洛伊德实际上却从未引入这种扩展，他触及到了我们一直在强调的问题核心。这个陈述表明俄狄浦斯情结本身是一个理论结构、一个容器，要有用，就必须用从某个模型得出的假设来填充。这个容器一度充满了具有体质决定的驱力及其变迁；这样的填充以及填充物本身具有是容器充满解释的可能以及意义的特征。随着新资料的发现，原来的意义就不充分了，容器必须填充新的东西。弗洛伊德在此转向家庭成员之间各种关系的多层次互动。进一步的临床经验可以整合进结构之中，结构得到扩展以容纳新的信息。需铭记，驱力明显铸造了理论容器的内容，我们可以去欣赏弗洛伊德创造的这个模型具有的力量、高雅与灵活性。
4.人际精神分析
人际精神分析没有像经典的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那样，形成一个统一的整合的理论。相反，它是一系列不同的有关理论和临床实践的方法，共享基本的假设与假说，我们将之统称为人际/结构模型。这个运动的主要人物——哈里·斯塔克·沙利文、埃里克·弗洛姆、卡伦·霍尼、克拉拉·汤普森以及弗里达·弗洛姆－瑞克曼——彼此相识，共同工作，他们的个人成就反映出很大程度的相互促进。他们始于共同的起点：确信经典的驱力理论关于人类动机、体验的本质以及生活困难的基本假设本质上是错误的，因此，驱力理论为精神分析的理论架构和临床技术提供的基础是不足的，本质上是误导的。他们也拥有共同的信念，认为经典的精神分析理论弱化了社会和文化的大环境，而该环境在试图解释人格起源、发展和扭曲的任何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强调文化对人格的影响使其与其他重要的人际/结构模型——客体关系理论的英国学派分离开来。
人际传统一直被归类为“文化主义者”，尤其被其批评者表述为属于“社会学”，将个体看作是文化价值的被动载体或是书写社会规范的白板（Sugarman,197;Guntrip,1961）。这种指责在驱力/结构模型的捍卫者中是普遍存在的，他们认定心理的空间隐喻，其中充满了来自驱力、发自心底的能量。在驱力/结构模型中，社会现实构成重叠的、强加于由驱力由驱力组成的更深层、更为“本质的”心理基础之上的层面。删除或替代驱力是潜在动机原则、并且强调个人与他人的社会关系的任何理论，才这个观点看，其定义是表面的，关注的是人格“表面”区域而，缺乏“深度”。人际传统一直受到指责的是，没有公平看待人类的情感、个人最深层的动机与冲突，仅仅将个体看作是文化的产物。这带来严重误解。沙利文、弗洛姆和霍尼对人类体验的描绘充满了深层而又强烈的情感。然而，这些情感与冲突的内容没有被理解为驱力的压力和调节，而是自己与他人、真实与想象之间关系组成的转化与竞争的格局。
沙利文一直是精神分析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最有激进抱负的、最易被误解的人物。他的角色一直是令人难以捉摸、自相矛盾的。……沙利文关注的问题和构想，生前遭到经典作者的嘲弄（Jacobson,1955）或忽视，在过去十年中，有时是以惊人的未加改变的形式，再次引起最重要的、最受欢迎的秉持弗洛伊德理论作者的重视。然而 很少有人相信是他创立了这些方法和观点。
这些自相矛盾的说法是沙利文与弗洛伊德正统激进决裂的政治结果，也是其理论方法的主旨与风格所要求的结果。他对病人、治疗师以及理论家语言的不当使用有着浓厚兴趣。他深切关注的是，他认为言语普遍使用来模糊而非深化体验、掩饰而非交流，用来传授一种错觉式的控制感、知识或权力。与大多数精神分析作者相比，沙利文对其读者的要求更高；他试图吓唬他们，动摇其习惯的、未觉察的混乱思维和交流。他想让听众认识到，他们通常看待人类体验和困难的方式本质上是不合适的，是建立在错误但令人舒服的错觉之上的。沙利文的目标远大，他也深知语言所提供的工具是微不足道的。他从未将他的概念系统化并使之成为一个正式统一体；绝大部分以他名字出版的书是其演讲与谈话的手稿和笔记的汇编。沙利文未能整合并正式确定其稿件，似乎是他极度谨慎的结果，担心其理论被误用作教条，也是其过分小心的结果，内心深处害怕被误解。阅读沙利文是一种修得的境界，需要极度主动和批判的态度，才能跟上其思想的流动。
从广义上讲，实用主义是对19世纪欧洲形而上学傲慢、非物质抽象的反应。实用主义主张哲学自身应该关注所能感觉到的生活体验、现实状况和生命。各种社会科学都注入了实用主义精神，其经典导向是关注实际的、社会的现实，关注可见的、可以测量的状况，而不是不可见的抽象。对年轻的沙利文影响最大的精神病学家（埃德加·J·肯普夫、阿道夫@·迈耶和威廉·阿兰森·怀特）是这种观点的拥护者，极度重视病人生活的社会现实和具体环境，正如怀特所言，重要的是努力“判断病人在试图要做什么”（援引Sullivan,1940,p.177）。面对新近引入美洲大陆的、错综复杂而又高雅的经典精神分析体系，沙利文的反应受到了这种实用主义情感的极大影响
沙利文与克雷丕林：弗洛伊德理论的早期应用
弗洛伊德关于精神分裂症的早期精神动力学构想与克雷丕林的生物学方法极为不同，但就其治疗而言，他俩的观点是一致的。弗洛伊德区分了“移情性神经症”和“自恋性神经症”，前者的力比多仍然附着于客体映像之上的，有移情和分析治疗的可能，后者（包括精神分裂症）的力比多一直是完全指向自体，不可能产生移情和进行分析治疗。在精神分裂症不可治疗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共识之下，沙利文开始了早期研究，他对克雷丕林关于精神分裂症的思想反应设定了基本主题、原则和重点，这决定了他接下来的成就。
多年以来，克雷丕林通过对住院病人进行公开访谈展示他的观点。沙利文针对克雷丕林关于该资料的解释提出疑问，认为克雷丕林所展示的精神分裂症没有大多关系，而是由已广为认知的“住院制度”造成的现象。他认为克雷丕林理论建立的依据，是“对已经形成的障碍的观察资料的汇编，用以说明的样本（偶尔有“穿插表演”的种类）是在不正常的反应已经习惯化并相对不能适应现实之后收集的”（1925a,32n）。沙利文认为这样的方法更多表现的是理论家自己的“诊断热情与分类热忱”，而没有关注病人（1925a,p.26）；他谴责弥漫在关于精神分裂症流行观点之中的“神秘主义与空谈”（p.30）、预言和“根据结局做诊断”（1962,p.159）。他在早期关于精神分裂症论文中呼吁一种新的方法学，要迫使研究者关注患病的病人，而不是研究者自己先入为主的构想和解释。沙利文开始感觉，其主要作用是传授了错觉式 权力感、知识和“客观性”。他呼吁“对精神分裂症的内容和行为进行密切的观察”，而不是“神经病学的解释、二元论的怪物和拟人的物化”（1924,p.9）。“我们工作中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认为，“来自对每个个体进行密切而详细的研究。”（1925a,p.28）
精神分裂症不是一个源于个体机能内的过程：是对个体与环境之间发生的过程和事件的反应，环境既包括病人与之互动的重要他人，也包括他们传递的更大的社会和文化价值。……沙利文关于精神分裂症病人及其家庭的研究首次开启了这个领域。他很清楚，掩藏在奇异古怪的外表之下，精神分裂症病理的显著维度是不能与他人建立联结的严重障碍，这种障碍不是不可逆的生物学过程的产物，而是病人与重要他人互动的历史产物。他认为，只有脱离精神分裂症产生的人际关系背景并对其进行研究时，精神分裂症现象才会变得难以理解。与他人的实际关系，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精神分裂症产生的基础。沙利文越来越感觉到，所有的轻度适应不良也是病人与一个或多个家庭成员关系障碍的结果。
精神分裂症表现的是人格基本组织的主要障碍或“扭曲”，形成“自尊的灾难”。沙利文强调，康复不单纯是自知力的恢复，而是人格的基本重组，需要将先前未经整合的经历纳入自体之中。
病人与治疗师之间的个人关系是决定病人命运的最重要因素，可能是正性的，也可能是负性的。为了支撑错觉式的知识和控制感，精神病学“科学家”魔法般地使用语言，而病人却内向性的使用语言，两者均令沙利文印象深刻：“要得出错误而令人满意的结论，进行心理学问询并不困难。”（1929,p.206）
他先于克莱因、费尔贝恩和其他人，指出性愿望和冲动的频率经常是他人的载体，在早期常常是婴儿思维和冲动的载体，涉及对依赖的渴望（1925a,pp.92-93）；他认为梦不仅表达“潜在的”内容，而且表达了做梦者的性格结构；他将“小心使用问题”应用到“自由联想”技术，成为他后来对分析技术贡献的里程碑；他先于费尔贝恩将俄狄浦斯情结重新定义为“隔离”对一方父母坏印象和对另一方父母好印象的产物（1972,p.144）。沙利文也强调了其个人分析对他的重要性；他赞赏地说：“人类行为中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能接近精神分析情景的复杂性和微妙性。”（1934,p.314）
尽管沙利文避免全面深入地评论弗洛伊德，我们将分散各处的引用拼合在一起，就能重建他对弗洛伊德思想持保留意见的四条主线。首先，在构建“自恋性神经症”概念时，弗洛伊德对于治疗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可能性观点过于悲观。其次，弗洛伊德基于少量的资料就提出像阉割焦虑这样的一般原则，显得太随意（1972,p.222n）；像克雷丕林一样，他假定许可谈论过程，像死亡本能，是无法进行观察的（1972,p.223n）。再次，弗洛伊德轻视与他人关系的重要性，不管是直接的、人际关系层面，还是文化对于个体功能的广泛影响。在他所有著作和演讲中，有几处，沙利文提出弗洛伊德驱力理论的每个主要原则，从人际和社会过程角度看，能得到更好的解释。他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是我们这个社会中竞争、嫉妒、长期的依赖和性虚伪的突出的人为现象（1925a,p.94）。口欲期的动力“一般具有社会的倾向，而不是快乐主义的本质”；口欲本质上关心的不是快乐，而是“物质”的摄入（1927,p.168）。许多病人的主导性冲突不是多形态的性变态与普遍的乱伦禁忌冲突的产物，而是文化习俗要求晚婚、婚前性行为的禁忌，总体上限制性快乐，使得西方男人与女人成为“我所知道的最受性驱使的人”（1940,p.59）。沙利文指责弗洛伊德的文化短视：他将自己的文化背景误认为是人类的普遍情况，就像克雷丕林那样，假设存在误导性的、不可能的“客观性”，忽略了“思想者观念形成的文化和社会方面”（1931,p.276）。最后，沙利文不断表达关注的危险，本质上不是弗洛伊德的著作本身，而是所谓的弗洛伊德主义——将其观点是为教条，要求完全的忠诚并声称可以全面回答所有的问题。他谴责“某些精神分析倾向精神病学家的墨守成规”（1931,p.274），反对在精神分析阐述中使用“探索确定性”，公开反对精神分析师对密传知识的宗教式膜拜并渴望建立“忠诚社团”（1948,p.261），谴责“新知识的狂热信徒”（1972,p.350）。沙利文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对理解精神分裂症贡献的矛盾情感，在他对那些不合适给精神分裂症病人做心理治疗的人的告诫中，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
未经分析的精神病学家以及对其当前分析满怀神圣看法的精神病学家，通常被认为不适合这项工作。前者通常有一套刻板的禁忌和妥协，对于精神分裂症的直觉显而易见，病人因此会提前来看医生并对他感到恐惧。分析的狂热者太自以为是，因此病人就从未有过开始。（1931,p.289）
沙利文的方法学
沙利文对精神分析思想的贡献可以分为两大类，在其观点的发展中是混合交融的：基于操作主义原则（借用物理学家布里奇曼），对现存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语言进行了彻底批判；建立了一套新的理论原则和一个理解人类生活体验与困难的新的解释框架。
他所理解的有用的理论是，其术语易于理解，其资料可以公开获得。病人的行为、病人言语的内容与方式、他人提供的关于病人的信息、治疗师面对病人时的感觉和行动，所有这些资料要接受同感检验，属于“公开”领域资料。因为沙利文的方法学重视能清楚进行观察和获得的资料，并剔除了经验资料，诸如幻想、愿望和“深层”人类体验。这是不正确的。沙利文所争论的是，我们只能对可以观察的东西进行有意义的研究，我们只能观察我们的所见所闻。临床现象是“发生在由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创造的情境下的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现象”（1940,p.12）。确切地说，这包括病人“口头报告的主观表现（现象）”（1938a,p.34），也包括愿望、幻想以及所有非常隐私的、个人化的体验，只要是能通过语言表达出来或非言语地传递出来就可以。
有两个领域需要专门被排除在外：是病人体验中发生的事件或情感，但难以用言语表达，无法交流，”不可改变的隐私“；假定发生于病人体验中的过程，不管是病人还是治疗师，都不能直接查证。沙利文在此对潜意识概念的使用具有启发意义。很显然，人类很多体验是不连续的，带有空白，表明隐藏的或潜意识的心理过程在发挥作用。说到隐藏的过程，假设是必要的，这些假设常常是不能完全被证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操作主义更像是一种理想的标准，而并不总是实际的标准（1953,p.15）。这是因为这个缘故，沙利文警告不要假设许可用一种具体而详细的方式来填满这些空白。
潜意识，我从实际描述的角度看，很显然是不能直接体验到的，充满了精神生活的所有空白。从很广泛的意义上讲，推断潜意识的存在，据我所知，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与之比拟。一旦你开始在不能直接体验到的东西里安置家具，你就在从事一项不仅仅需要客厅魔术的工作，而且某些怀疑者容易让你感到尴尬。（1950a,p.204）
语言，他强调，是很危险的；它可以用来指称各种地点和过程、客体、结构和驱力，也许就在病人的脑子里或者心里。沙利文创立的关系模型与英国客体关系学派所开发的模型的鲜明差别，就在于语言的使用，使人想到的是“内在的”客体、结构以及假设带有现象学参照物的过程。克莱因的理论，阐述了一个带有潜意识幻想的完整世界，代表了沙利文极力警惕的那种理论构想的最全面发展。
沙利文谨慎使用理论的同时，对个体体验复杂性和独特性有着深深的尊重。“任何人格都比自己的人格具有本质的不可知性……总是有大量的残留会逃脱分析与交流……没人能希望可以全面理解他人。如果做到理解自己，你就是非常幸运的。”（1972,p.5）你一定不要过度看重你的理论、诊断概念和解释，他不断地强调。最终，人生活的实际状况总是躲避理论，比诊断构想要复杂得多（1971,p.306）。作为科学家，我们受限于同感有效信息和假设；然而，同感有效与个人有效之间总是存在分歧（1972,p.24,27）。创建理论时对局限性的深度觉察和谦逊贯穿于沙利文的理论构建以及治疗方法之中；后者被描述为一种永恒的、必然是不完整的问询，结果就是“越来越接近”病人生活的最终不可知的现实。沙利文对个体独特性和理论局限的尊重常常被评论家所忽视，他们关注的焦点是沙利文对“个体独特性错觉”的猛烈抨击。
基本概念
“精神病学领域是人际关系的领域，人格永远不能与人生活和维持其存在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分离开来。”（1940,p.10）这个看似简单的陈述是沙利文理论的基础，包括认识论、元心理学和方法学的重要含义。他认为，对另一个人的所有认识都是以互动为媒介的：通过观察一个人的所作所为，观察与他互动中的我们自己，倾听他报告他的互动与体验，我们才开始认识他。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料收集者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客观报告者。而总是“参与的观察者”。“人格在人际关系情景下得以显示，而不是其他。”（1938a,p.32）沙利文认为，人格不是一个实体，不是能被感知、认识和测量的有形结构。人格可定义为一种暂时现象、一段时间内的体验和互动模式，只有通过人际互动的媒介才能认识人格。
沙利文将人格研究置于人际域之中，假定了一个较大的元心理学的视野，吸收了怀特黑德的观点，立足的原则是，生命是一个过程，是流动的，永远不是静止的，是连续的一系列能量的转化。沙利文提出“宇宙的终极现实是能量”（1953,p.102）。因此，根据元心理学和方法论，他反对精神分析理论架构中关于结构的隐喻和语言，反对形成假定表现内心“准实体”的概念，诸如超我、自我结构、内摄等。他认为不存在“结构”，只有能量转化的模式——结构即是能量.
沙利文的能量概念不同于弗洛伊德能量概念，就像当代物理学不同于牛顿物理学一样。对牛顿来说，他的世界观塑造了弗洛伊德及其他19世纪的科学家，世界是由物质和力构成的；能量作用于物质，移动先前存在的结构。因此，对弗洛伊德来说，心理结构区别于能量（驱力），能量驱动结构运动。另一方面，在当代物理学中，物质与力是相互交换的；物质即是能量。对沙利文来说，跟怀特黑德一样，心理是暂时现象，能量自身随着时间而转化。对“结构”这个术语来说，唯一有意义的参照物就是活动模式；对心理“能量”概念唯一有意义的参照物是全部的精神生活，不是驱动精神生活的可分离的数量。（费尔贝恩在批判驱力理论元心理学时，也持有这种观点，而且更加明确、全面。）
人被“需要”所驱动，在沙利文的系统中分成两大类：满足的需要、安全的需要。这些需要之间的相对平衡是决定情感丰富性和健康的主要因素，用以对抗生活中的限制性困难。这两种需要都在人际域中发挥作用，和自我与他人之间关系有着内在的联系。
满足的需要包括范围广泛的生理和情感的紧张与欲望。许多需要，诸如对事物、温暖和氧气的需要，属于机体与环境互动的化学调节，因而关系到机体的生存。其他的满足的需要属于必须与其他人类进行情感的接触，始于婴儿期简单的“接触的需要”，并在各个发展时期持续发展，需要与他人有越来越复杂而亲密的关系。满足的需要也包括简单而喜悦的能力与功能的练习，始于婴儿“摆弄其本领”时得到的快乐，并扩展为更加成人化的游戏与自我表达（1950a,p.211）。
因为婴儿不能满足自身的需要，婴儿需要的满足就需要他人的参与。沙利文不断强调婴儿在母婴二元体之外是不可思议的：“需要一个照料的人……[因为]……婴儿是不能自给自足的。”（1953,p.37）他发明了所谓的“柔情定理”，来解释婴儿需要的表达引起母亲互动的整合，使需要得到满足的方式。“所观察到的紧张的需要引发婴儿的行动引起育儿者的紧张……体验为柔情和消除婴儿需要的行为冲动。”（1953,p.39）因此，婴儿需要的表达唤起一种相互的互补性需要，迫使育儿者照顾婴儿的需要。饥饿婴儿的哭闹使母亲产生柔情的感觉，并伴有乳房内乳汁的生理性充盈。婴儿需要吃奶；母亲需要喂奶。成功的整合就达成了。所有其他的满足的需要有类似的作用：它们的表达唤起他人的互补性需要。满足的需要通常以“整合趋势”发挥作用；如此，婴儿的每个需要“从一开始就是固有人际关系的需要”（1953,p.40）。
需要的满足要求机体与环境进行交换，这些交换被定位于沙利文所说的“互动区域”，发挥“集体共存的必要种类的终点站”的作用（1953,p.64）。婴儿的基本区域包括：口腔、视网膜、听觉、触觉、前庭觉、运动觉、生殖器和肛门。这些互动的作用的区域不是产生自身能量与动机的来源，而是更加一般性需要满足的渠道。这些区域互动中“多余”的没有用于其他需要的能量，可以被体验为一种锻炼这些区域的欲望，随着这些区域的成熟，需要表现为各种能力。例如，除了获取营养和接触的需要之外，通常还有一种吮吸的需要。在沙利文看来，只有这些单纯的区域的需要才能自给自足地得到满足。例如，吮吸拇指可以为口腔区域多余的能量提供满意的释放。不过，区域互动的基本功能是为其他方提供渠道，促进需要满足所必需的人际关系整合的发生，发挥整合趋势的作用。
婴儿只有某些满足的需要是出生就有的，其他的，尤其是情感的需要，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沙利文将情感的需要归到“柔情的需要”这个标题之下，在发展过程中要经过各种转化，开始于婴儿最早的身体接触的需要，“与活人接触的需要”（1953,p.290）。于是，沙利文按照所寻求的普遍关系描绘了各个发展时期：儿童（1到4岁）寻求成人的参与，作为其玩耍和成就的“观众”；少年（4到8岁）寻求与其他少年的竞争、合作和妥协；青春期前的青少年（8岁到青春期）寻求与同性、“死党”建立亲密、合作和爱的关系；青少年晚期（青春期之后）寻求与异性建立亲密、合作、爱和性关系。每个发展时期的开端都会出现对新的、更加亲密的关系的需要。这些人际交往需要不能满足会导致孤独感，用沙利文的话来说，是认为最痛苦的体验。
如果活着只关注各种满足需要的出现，按照沙利文的说法，生活将变得简单而舒适。各种需要的发展使你去接触他人，促使他人产生互补性需要，形成成功的人际交往的整合。美中不足的是，简单生活的成功整合面临潜在威胁，那就是焦虑。沙利文认为，焦虑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巨大的影响，其特点源于婴儿体验到的环境。
婴儿对焦虑的体验等同于“恐惧”。恐惧不是由强烈的感知紊乱（如大的噪音或寒冷）引起，就是由对机体存在或生物完整性的威胁（饥饿或疼痛）造成的；焦虑，沙利文对这个词的使用有高度的特异性，是被育儿者“感染”的。他认为，周围人的焦虑会被婴儿识别，即使这种焦虑本质上与婴儿本身没有任何关系。他将焦虑传递的过程称之为“共情联结”。因为其来源，焦虑状态在婴儿体验中是独特的，并逐渐统治其生活。所体验到由满足的需要产生的其他紧张，都是可以改善的，有所助益的。婴儿表达其他需要时，诱发育儿者的柔情感，导致育儿者与婴儿成功整合，从而解决了最初的紧张。焦虑就不是这样了。焦虑的婴儿表达其不适，育儿者同样产生柔情感试图去处理婴儿的需要。但对于焦虑，育儿者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首先他是婴儿焦虑的原因；他的注意，尽管是出于好意，却让婴儿更加接近其焦虑状态，使得婴儿更加焦虑；婴儿变得更加苦恼，给育儿者最成了更大的焦虑，反过来加重了儿童的焦虑。
这种灾难性的滚雪球式的忧虑是出生最初几个月中最强烈的体验。事实上，沙利文认为，儿童学到的最初的分别，他／她在生活中取得的最初的辨别力，是可以区分焦虑状态（包括放松、不紧张时间，以及各种要满足的需要的出现与解决）与焦虑状态。所有其他的紧张都是可以处理的，而且以整合的趋势起作用；焦虑无法得到控制或解决；有失整合的趋势，干扰其他关于满足的可能整合。面对强烈的焦虑，婴儿跟成年人一样，不能成功进食、交流柔情、玩耍等等。最早的焦虑体验无情地折磨着婴儿，而且无法逃离。
婴儿拥有的认知或组织技能是有限的；因此，对育儿者的最初体验是”模糊的，漫无边际的，有着极端的舒适与不舒适的方面，本质上只有暂时重合与延续的关系“（1950a,p.310）。感受到的他人是整体的，没有分别的。因为母亲有无焦虑是婴儿是否出现焦虑的决定因素，沙利文将婴儿最初体验中可以辨别的非焦虑和焦虑状态分别命名为“好母亲”和“坏母亲”。千万不要将“母亲”这个词与现实的母亲混淆。从婴儿视角看，区分焦虑与非焦虑的他人优先于他人可能想做出的其他区分。“好母亲”和“坏母亲”是复合性的化身，前者由婴儿开始接触重要他人所产生的所有非焦虑的、柔情的体验组成，后者由接触同样的他人所产生的所有焦虑的体验组成。
我们曾提出，在弗洛伊德的驱力/结构理论中，婴儿创造了客体，作为合成驱力自身要求的内在特征的推断和认识。在沙利文的人际/结构理论中，婴儿发现了客体，或者进一步说，发现自己处在与客体的关系之中。根据沙利文对婴儿体验的现象学的解释，自我意识的初现是开始辨别两种整体状态导致的；紧张和欣快（“好母亲”）与不断出现的、可怕的焦虑发作（“坏母亲”）之间有节奏的摆动，这些词汇指的不是一个有区别的“他者”、自体的分化，而是两种融合的、未分化的存在状态，自体的映像和他者的映像是融合在一起的。因此，通过发现自己陷入的两种互动，婴儿开始觉察到自己。优势，他参与人际间的整合，有某些感觉到的需要激发，唤起育儿者的互补性需要，形成成功的整合与解决。有时，他参与人际间的失整合，有育儿者的焦虑所激发。
只有经过一个逐渐的过程，这些总体状态的各种成分——育儿者和婴儿各自的特点与作用，才能梳理开，才会有点分别被感知的感觉。在沙利文看来，育儿者作为他人的实际特点，不管是其被理解以及清楚表达之前还是之后，对儿童有巨大的影响。父母的性格是儿童人格结构化的媒介。育儿者没有焦虑与充满焦虑的功能区域的分布，设定了儿童去体验自己的背景，父母回应的细微差别与儿童所有的自我觉察交融在一起。在沙利文的系统中，婴儿在整合到与育儿者的互动之前是没有心理学的存在的，通过复杂的过程发展，他/她发现了自己以及“客体”。
沙利文感觉将早期体验的残留归为感知是不正确的；它们太模糊，太难触及，难以被感知。他将这些早期的映像和感觉，以及因为没有被清除理解和表达而保留的后期体验方面，描绘为“领会”。婴儿对“坏母亲”的领会，充满并涌动着焦虑，与对“好母亲”的体验形成鲜明的对照，“好母亲”充满柔情，对每一个需要做出回应。
沙利文将安全定义为没有焦虑 [6]。因为早期焦虑有着有毒的特质且不可回避，安全的需要就成为婴儿能力发展中的主要关注点，并持续终生。婴儿如何能逃离焦虑？沙利文描述一系列的过程，婴儿首先学会区分与非焦虑母亲相反的焦虑“信号”——皱眉、紧张的姿势等等。这些最早期的理解就被记住了，因为这是有用的。婴儿学会期望出现的是焦虑的还是非焦虑的母亲。婴儿逐渐意识到好母亲与坏母亲是同一个人，并理解他的有些行为让母亲更加焦虑，有些让母亲不那么焦虑。这个发现大约1岁时达到顶峰，因为语言的出现得到促进，婴儿开始发展一套复杂的过程来控制母亲的焦虑，通过共情联结，从而控制了自己的焦虑。这些过程需要约束婴儿体验的模式，并阻断这种体验的某些维度，使其不能被感知。这给我们带来沙利文的自体的概念，需要暂时岔开话题，说一下他对这个概念的使用。
沙利文以高度专门化和特异的方式使用“自体”这个词，其内涵与其他的作者不同。他关于自体的构想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在其早期关于精神分裂的论文中，他借用学院派心理学的词组“自我关注的情感”，一般意义上指的是精神分裂症前和精神分裂症病人典型的糟糕透顶的低自尊。
19世纪30年代，沙利文关于自体的构想变得更加具体化，他开始区分自体与人格。人格指的是人的全部的功能，是可以通过显著的行为和体验模式进行描述的。自体指的是人格之中体验的特定的组织，是有人关于自己的体验的映像和观点组成。你的人格是“你是什么”；你的自体是“你如何看待自己”。沙利文的理论建构主要吸收了G·H·米德的社会心理学观点，你如何看待自己总体上是别人如何看待你的产物；“我们每个人都根据我们感觉到的别人对我们的反应来建构我们人格的主体信念，这逐渐组成了自体”（1972 ,p.22）因此，人格具有“一分为二的特征”；与重要他人的评价一致的体验就组织成“自体”；与重要他人的评价不一致的其他体验是“额外的自体”，在人格中发挥作用，但未被识别和认识。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合理化、自欺和贬低他人（需要将讨厌的人格特征转移到他人身上），自体在人格中永驻并得到保护[7]。
在其后期演讲中，沙利文对自体发展变化的描绘变得更加精细，超过了米德的工作；自体不再是他人评价的简单集合体。自体被认为是复杂的体验组织，来自但并未摆脱儿童与重要他人的互动：“自体系统，远非育儿者的某种功能产物，或与育儿者的认同，是为了避免焦虑升级的体验的组织。”（1953,p.166）
婴儿最初对体验的组织是建立在区分焦虑状态（坏母亲）与非焦虑状态（好母亲）的基础之上的。对着儿童认知能力的成熟，他开始预期母亲的情感状态并将他的行为与其联结在一起。体验和行为的有些方面与母亲的评价一致，诱发更多的柔情并减少焦虑；因此，通过共情联结使得儿童的焦虑减少。沙利文将人格的这些方面命名为“好我”。体验和行为有些方面使得母亲更加焦虑，因此，通过共情联结，使得儿童也更加焦虑。这些方面就是“坏我”。人格的某些方面诱发母亲的强烈焦虑，从而让婴儿产生强烈的焦虑。这种体验对婴儿来说是可怕的，导致对事件的遗忘，产生强烈焦虑的沉淀。这样的体验完全是未知的、未整合的。沙利文将人格的这个方面命名为“非我”。通过共情联结，婴儿所有这些典型的体验受到其诱发的母亲情感回应的影响。最终不再需要母亲反应的参与阶段：好我的体验伴有安全感和放松感；坏我的体验伴有焦虑的增多；非我体验被强烈的焦虑掩盖。在婴儿努力控制焦虑时，自体系统使用基本的体验组织，试图将觉察限制在好我经验的内容上。自体系统，通过控制觉察来驾驭婴儿体验的过程；在正常情况下，这个过程总是受到父母认可和非焦虑体验与行为的指引，远离那些伴有父母焦虑的体验和行为。随着儿童的成熟，自体系统的功能变得更加复杂。为了最小化焦虑，不再只是凭借控制觉察，而是使用一整套的过程，沙利文称之为“安全操作”。后者将对“焦虑点”的注意分散至感觉更加安全可靠的其他精神内容之上，经常给予一种错觉式的力量感、地位感和特别感。绝大多数的安全操作包括“自体不切实际的优越的构想”，有助于克服焦虑（1940,p.121）。通过这些装置，自体系统往往会保持自体在童年早期形成的形态，由此保持其在人格中的“分离”。从坏我和好我得来的新体验与新需要会唤起焦虑，因此就被回避了。人往往待在相对不会引起焦虑的那些人格区域之中。
自体系统一个最为常见的安全操作会唤起虚拟他人的出现。绝大数人的关系往往被“错觉的两组模式”所统治。当自我系统在与他人的关系中预期到焦虑和对自尊的威胁时，虚拟模式就强加于体验至上；这包括自体的映像以及他人的相应的映像。（这些模式包括：无助而值得帮助的自体/神奇而有同情心的他人；受害的自体/有力而暴虐的他人；特别的自体/满怀钦佩的他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在不停地预期，使我们必须将这些旧的错觉模式投射到所有的新体验之上。“我们试图预见行动；我们将其预见为象征他人的行为。”（1953,p.359）不过，焦虑和安全操作对生活的控制制度，错觉式的两组模式，借用过去的整合，不是扭曲就是完全模糊了当前的实际关系。沙利文将这些关系命名为“人格失调的整合”，“除了说话者察觉到的人际情景之外，同时还存在另外一个人际情景，与其主要的整合趋势极为不同，说话者或多或少对此是完全察觉不到的”（1936,p.23）。这些典型的、强迫性的、错觉式的整合既不是简单地富有幻想的纯粹内向性的创造（例如，克莱因理论中的自体——客体构造常常如此），也不是关于普遍需要的标准模式（例如，科胡特理论中的自体——客体构造）。“我——你模式”成为体验中习惯性扭曲的基础，总是来自于真实他人的实际体验，如果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自体在其中体验到些许安全感或控制感，此后在面对焦虑时就会误用。“从其在具体体验和真实人际情景中的起源来看，每个人的人格化都有其发展史，一个人必须要生活在一系列的人际情景之中，就其功能是否足够而言，这些人格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938a,p.79）
因此，在沙利文的系统中，关于焦虑的焦虑是所有心理病理的核心，组成基本的自体组织原则。焦虑的最初体验，因为引起如此强烈的无助感和被动感，抛下了恐惧的残留，对于焦虑的体验，哪怕是微小的焦虑，都会产生恐怖的态度。自体的运作完全是基于安全的需要，其基础是尽力避免焦虑，自己和他人眼中的权利、地位、尊严是通向安全的最宽广、最明确的路线。因此，在沙利文看来，自体就发挥了负性的保护功能；保护人格的其他部分免受焦虑的威胁，并保留可以享受满足与快乐的安全感。
在沙利文看来，生命是满足的需要与安全的需要之间普遍的辩证统一。要求需要满足的体验本质上是“自私的”，不需要特别的自我反思、自我扩张和自我组织。基于需要满足的生命在简单地流动。焦虑不断打断这种流动，而且，因为我们对焦虑的恐惧，这是童年早期遗留的问题，焦虑唤起安全的需要。对安全的追寻是由自体的作用来执行的，是弥漫性的。通过创造错觉样的对生活的权利和控制感，自体驾驭注意力，不去注意生命流动中出现的焦虑。所有安全操作始于“我”感与“我的权利”感，透露出一种虚假的控制感。
沙利文在其著作中的不同地方（“我们自豪的自我意识”；“吵闹的自体”）用不同方式描述了自体的运作。他们均反映出使自体能够减少焦虑的自恋和幻想的特质。“我们每个人最终会被你所珍重的自体所占据，使我们免受质疑和批评，通过赞许得以扩展，都不太重视客观的可以观察到的表现，包括明显的自我矛盾。”（1938a,p.35）追寻安全的核心目标是支撑和保护这种“珍爱的自体”。因此，追寻满足与追求安全之间存在持续的紧张。前者导致与他人简单的、建设性的整合，快乐地执行其功能；后者导致与他人的失整合，非建设性的整合，自我陶醉的幻想和错觉。“任何人际情景就倾向于激发再次确认自我重要性的驱力与其他通过合作寻求满足的驱力之间的冲突。”（1972,p.72）对安全的追寻，如果得不到遏制和注意，就会将对满足的快乐追寻排除在外：“与追寻满足和享受生活相关的意识内容充其量是微不足道的。正是你的声望、地位以及别人感觉到你具有的重要性……统治着你的意识。”（1950a,p.219）
因此，沙利文觉得，以各种形式和各种操作追寻安全就变成了绝大多数人超价的动机原则。安全操作霸占并扭曲了人际情景，充其量使满足的需要处于次要地位。心理健康可以用追寻满足与追寻安全之间的平衡进行衡量：“你是否有点焦虑这个事情，总体而言，是决定人际关系的基本影响，也就是说，它不是原动力，不需要人际关系的存在，但它多少还是指引了人际关系发展的过程。”（1953,p.160）
模型比较
沙利文理论的每个主要特点反映了从弗洛伊德的驱力/结构原理到人际/结构假设的转变。经典理论的基本单元是个体心理，弗洛伊德丰富而深刻的理论框架就是集中在这点上架构的。心理内部发生的事件是什么？内在的动力性过程的起伏是什么？与他人的关系没有被忽视，但关于外部产生的与驱力有关的过程，被解释为——在某种程度上被简化为内在的心理事件。过去与他人的关系包含在心理结构中；已经被吸收并充当个体心理中的力。当前与他人的关系，包括分析关系，被理解为内在过程的移情反应、内在事件与挣扎投射的场所。
沙利文理论的基本单位是人际域以及由此产生的人际结构。从这个观点看，个体心理是总体的一部分，是对总体的反映，脱离社会母体是难以想象的。要理解体验的本质，你必须要将其放在环绕的媒介中考虑。你可以将一株植物与土壤、阳光、水、二氧化碳以及植物生活并不断进行交换的其他的环境特征分离，对其进行研究。这样的研究可以得出有用的资料，但除非是在植物必需的环境背景下进行观察，否则就是不可思议的。形成植物的这些组织恰恰就是从环境吸收而来，不能与环境分开来理解。同样，全部的体验，个体功能的组成要素是过去的和现在的、真实的和想象的与他人的关系。“人格”与其人际结构网格的分离只是一种言语的花招、“变态计谋”的艺术（1930,p.258）。沙利文不断强调，只有在“机体——环境复合体”中，才能理解人类机体，因而无法“孤立地进行精确描述” （1950a,p.220）。人格，或者说是人际情景的模式，是从与他人的关系发展而来并由此组成，只有在人际关系的背景之下，才会表现出来：“透过人际关系，我们在人类心理中发现的东西就摆在那里，只有接受和阐述相关体验的能力除外。这个陈述也会成为人类本能学说的对照。”（1950b,p.302）
弗洛伊德理论的驱力/结构基础与沙利文理论的人际/结构基础的区别，在于体验的基本组成要素，驱力衍生物组成的心理理论与人际结构组成的心理理论的不同之处。在区分“人际的”还是“心里内部的”基础之上，也将沙利文理论与经典理论进行了比较。这种区分，自身固有的特点很重要，但与驱力/结构和人际/结构模型之间更加本质的区别相比，不是平行关系，而属于从属关系。鉴于后者的区分关注的是构成要素，心理内部的理论与人际理论之间的区别在于这些体验要素的起源，以及研究其功能的主要领域。
驱力/结构模型理论必然是属于内心的，根据定义，驱力是源于个体心理内部的；探究驱力来源过程的主要焦点是在个体的幻想、愿望和冲动的范围内。人际/结构模型理论的焦点既可以是内心的，也可以是人际的。这个模型的某些理论认为人际结构先于安装于人类心理之中。克莱因，想弗洛伊德一样，将生命看作是自内向外展开的，但在其理论中，生命是原始的、无边界的，内部产生与社会现实冲突的客体关系（而不是驱力），从而受到阻碍，得到引导，并被容纳。她探究的焦点，正如我们看到那样，同样是心理内部的，关注的是幻想、愿望以及短暂变动的冲动。人际/结构模型的其他理论认为人际结构源于对他人的实际体验，因此，是人际的，也是关系的。在沙利文看来，我们是在与他人关系的背景下出生、发展和生活的，而且我们的体验由这些关系模式组成并与之相关联。他探究的焦点在人际关系，人们彼此间时如何相处的。我们也可以看到，费尔贝恩发展了第三种结构/关系模型，其人际理论的关系模式的来源与重视内在幻想和结构结合在一起的。
沙利文关于体验要素的人际/结构假设导致了与弗洛伊德与弗洛伊德极为不同的处理动机、焦虑和自体组织的方法。对于后者来说，驱力是通过躯体的紧张产生的；最初是自恋的，通过体验的变迁指向他人只是次要的。某些“满足的需要”，在沙利文看来，涉及躯体过程的调节；自始至终是根据机体/环境 调节与交换，而不是关注内在紧张的降低，进行概念化的。许多满足的需要完全自主地源于情感领域，将身体作为表达载体。鉴于弗洛伊德的“驱力”通常被描述为对社会秩序有着固有的磨蚀作用，构成一个盛有混乱而危险能量的“沸腾的大锅”，沙利文的“满足的需要”，根据定义，是关系的。在发展的每个点，满足的需要将个体吸引到与他人的关系中。沙利文没有像克莱因那样假定在婴儿的体验中存在对“客体”的领会。婴儿不“了解”母亲，母亲的功能先于其对母亲的体验。然而，“客体”在沙利文的“整合趋势”概念中是不言而明的。婴儿关于需要的体验唤起母亲相应的需要体验。婴儿满足的需要就这样预先设定了，在某种意义上，全靠对他人需要的唤起。
弗洛伊德将身体的“快感区”视为驱力成分的“源”；沙利文既没有将身体的“互动区”视为动机源，也没有视之为中心，而是其他需要的载体，本质上具有更加互动的性质。儿童渴望与他人的关系；互动区提供通向这些关系的道路。对沙利文来说，发展时期不是在围绕主导区域的一系列转换而建立的，也不受其控制。重要的发展转换与不同形式联结需要的出现有关，表现出极大复杂性和亲密性，不受身体区域制约，可以通过这些区域的到表达和引导。沙利文系统中“安全的需要”同样具有内在人际性。安全的需要组成摆脱焦虑的需要。在弗洛伊德看来，焦虑与驱力的压力有关；安全代表驱力紧张的控制与调节。对沙利文来说，焦虑从起源来说就是纯人际的；最初的危险情形不是由知觉和驱力的压力（本能的恐惧）泛滥组成，而是由通过共情联结从重要他人获得焦虑组成。与此类似，后来的焦虑不是由冲突驱力衍生物的威胁所激活，而是由人际域中危及自体方面或与他人体验与焦虑相关的威胁出现所激活的。
在驱力/结构模型中，心理结构是驱力释放与调节模式的产物。个体人格的着色与质感取决于这些占主导地位的驱力满足和防御模式。在沙利文的系统中，自体是围绕人际结构进行组织的：儿童塑造、装饰并扭曲其自身的体验、行为和自体感知，与重要他人尽可能保持重要联结；与重要他人早期关系中令人痛苦的、引起焦虑的方面不可避免地转换为自体部分，由明显的“我——你模式”集合组成，通过一系列的合理化和错觉被松散地聚合在一起。早期体验组成人际模式；接下来被自体系统用于追寻安全感。自体系统保持其安全和控制的策略，期望与他人的新体验总是会重复过去的人际模式（先见之明）。
在经典的驱力理论中，心理内部的冲突是注定的和普遍的，反应了性心理和攻击驱力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碰撞。对沙利文来说，人格组织中质与量的因素均来自于早期发展的人际环境的细节。那些焦虑相关的部分取决于父母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的性格。在某个家庭中，诱发焦虑的可能是性，在另一个家庭中则可能是柔情。将内容分成三个基本的组织（好我、坏我和非我）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普遍的，而仅仅是取决于人际环境的细节。对沙利文来说，量的平衡、“经济因素”还是完全取决于人际因素而不是体质因素。在焦虑相对微小和受限的家庭中长大的人，其好我是宽广的，因而具有适应力相当强的自体，只具有狭小而受限的隔离体验。家庭中焦虑无处不在，而且生活中的许多领域都会唤起焦虑，在这样家庭中长大的人，会形成小范围没有焦虑的行为，而发展出一系列严重的隔离区域。人格中冲突区域的内容与严重度不是由普遍的，或特定的体质因素决定的，而是取决于父母的性格以及他们与孩子的关系。
尽管沙利文认为人格组织和心理病理是由于他人关系残留的产物，但反对使用诸如“内摄”或“吸收”这样的词，他用具体而结构化的语言来描述这些残留（1953,p.166）。语言的不同使他与英国学派发展的人际模式有了分歧。这种对精神动力性语言具体化危险的反对和关注是沙利文哲学实用主义和操作方法学的产物，也是他早年痛恨克雷丕林学派的精神病学家轻易地将无形的过程概念化并模糊了有意义事件和情景的结果。
通过指出具体化的危险，阐明了某些语言和理论的误用，但操作主义本身不是切实可行的方法学（见 Suppe,1977,pp.19-20,对布里奇曼将操作主义概念应用于自然科学的批判）。所有精神分析理论都建立在其用于资料的先验性哲学假设基础之上。所有精神分析理论都假定无形的、假设的无法观察或体验的过程和事件。所有精神分析理论必须“装饰”潜意识、尽管沙利文的装饰可能比大多数的装饰更加质朴和稀疏。尽管沙利文有这种担忧，他还是不能完全避免对联结过去人际环境与当前体验和功能的假设性干预变量进行命名和描述。他经常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使用焦虑概念来建构内在的“结构”，有些时候是暗示，然后又放弃。
自体的成长是通过学习……消除重要他人带来的焦虑威胁的技术……要这样做，你必须拥有记忆……回忆以不愉快期待的感觉形式呈现，从而被称之为内疚或羞耻……因此，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说重要他人已经被内摄，并变成了超我，但我认为你容易有心理上的消化不良。（1956,p.232）
沙利文不断强调自体系统在记忆和推测基础之上发挥作用；推测势必会带来未来的互动将遵从过去体验的预期。因此，起理论中隐含的观点是，过去与他人的关系会留在心中，这些残留会塑造预期，经常也会塑造对目前和未来关系的实际感知。
有时，在病人的幻想中，你会偶然发现多年以前的重要他人的图式碎片，那个重要他人依然存在，仍然以最初的相关方式发挥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事情就是一幅漫画，反映的是延续下来的过去情景的铭刻以非常温和的方式干扰冲动。（1953,p.233）
他选择用来说明过去关系和记忆的这些词：人格化、图式碎片，在其系统中发挥的作用，就如同绝大多数英国学派的作者所用的“内在客体”发挥的作用。沙利文，向来警惕隐喻被误认为现实，选择了暗示过程和功能的词汇，而不是暗示物质和结构的语言。
艾瑞克·弗洛姆：人文精神分析
艾瑞克·弗洛姆所塑造的人际模型，尽管与沙利文绝大多数原则相一致，但其感受性与着重点是极为不同的。最显著的不同总体来说是由弗洛姆整个工作中宽广的目标造成的：弗洛伊德精神动力性潜意识理论与卡尔·马克思的历史与社会批判理论的整合（弗洛姆在1962年对于其在这两个传统中的根源有一个引人入胜的自传性报告）。弗洛姆的综合所依据的前提是：每一个个体的内心生活都是从其生活的文化历史环境中吸收其内容。社会价值与过程是在我们每个人奋力解决人类环境所造成的问题的过程中建立并保持的。精神动力性理解与社会批评之间的基本联系就成了弗洛姆人际模型的基础。
许多当代精神分析问题，弗洛姆早在被其他理论家普及之前几十年就提出了。他在40多年（1941）前就指出当今文献中占首要地位的“自恋”的重要性。他引入“共生”的概念（1941），比马勒早好多年。他考虑到自主性和责任的作用（1941），最近被沙菲尔和夏皮罗带入分析的主流。他描述了性欲和性变态的使用，起作用是为了保持脆弱的自体感，这样的解释方法最近才被科胡特“自体心理学”（Kohut,1977）的追随者发展起来。然而，许多团体一直不认可弗洛姆对于精神分析思想发展的贡献，原因就在于他坚持精神动力性理解与更宽广的社会政治历史观的相互渗透。这种强调容易使得批评家将其误认为是社会哲学家，而不是精神分析理论家。因为弗洛姆作为作家的个人偏好与风格使这个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他留下来的大部分著作被归为社会哲学。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聪慧的精神分析师，仔细阅读他的著作就会发现，他明显的意图是要阐明个体的精神动力性挣扎，以及精神分析情景的主要维度。不幸的是，弗洛姆一年又一年地答应其学生要写关于精神分析技巧的书，但从未实现，因此，为了引出其精神动力性意涵，需要考虑其宽广的文化与历史视角，才能全面认识他对人际模型的贡献。
跟沙利文和霍尼一样，弗洛姆感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主要弱点，是没有将其观察置于更宽广的历史和文化进化观点之中。他认为（1970）弗洛伊德的核心认识在于虚伪的重要性。弗洛伊德的病人认为自己很大程度上其举止像得体的维多利亚时代淑女和绅士，合乎其社会要求。在这种“虚假的意识下”，弗洛伊德发现各种各样的性与攻击幻想和动机统治着其内在的生活。在弗洛姆看来，弗洛伊德最主要的发现，是人类具有扭曲其体验的现实以遵从社会建立的常规能力。
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的发现的最显著特征，不是其病人为了使自己融入社会而压抑的内容（特别的性与攻击冲动），而事实上是他们自己以及其体验的主要维度被抛弃了。弗洛伊德极大地挖掘出人们扭曲其自然进化的体验，以适应其出生的人类坏境、家庭和文化。通过社会化过程，所有人的大部分体验被否认了，这种体验的丧失接着又被复杂的压抑过程、自欺以及“坏信念”，或者用沙菲尔（1976）新近的语言来说，“否认行动”所合理化和掩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放弃？弗洛伊德理解是，压抑的必要性在于人类激情固有的反社会本质。人类是野蛮的，受到黑暗的、非人性动机的驱使；融入不断前进的社会需要对这些动机进行控制、抛弃和转化。
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最大的失误在于其发现的中心是模糊的，没有说清为了符合社会需要采取自欺的必要性，因为弗洛伊德选择了维多利亚文化中特定虚伪的内容，这其中恰好包含性与攻击，从而推断出普遍的，一维的动机理论。在弗洛姆看来，“经典的”弗洛伊德理论一直受到这种错位重点的统治，强调内容反对自欺的结构。结果，分析的焦点就从个体与他人的关系，转向假设的个体自身产生的力——驱力及其衍生物。驱力模型的理论假设给弗洛伊德最初关于人际和社会关系的临床观察蒙上了阴影。
马克思关于历史和文化转化的观点为弗洛姆理解弗洛伊德的发现提供了替代性解释。对于马克思来说，人类，不像非人类的动物，缺乏与自然的内在联结；人类生来不具备以预设程序对其环境作出反应的能力。人类这个物种的本质不是一成不变的、预先决定的；是在历史进程中缓慢发展的。通过一系列合法、必要的、不断进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历史使得人类可以发展其创造力，形成其作为一个物种的实质，并决定其相对于自然的位置。只有在历史的终点，人类才能变得完整；人类与自然的分裂得到愈合，社会秩序使人类潜能的全面发展成为可能。
在弗洛姆的观点中，个体生命线遵循类似进程。只有在出生之前，人类机体与自然才是一体的，实际上是孕育在母体环境中。出生以后，每个个体从天堂般的和谐中被逐出，进入一个他没有明确未知的世界。因此，人类情景的核心特征是，一旦出生，每个个体本质是孤独的。逐渐开始认识到这种分离是人类意识发展突出的维度。这种认识是困难而恐惧的。因为没有生来的生存程序，生活提供了令人目眩的自由和充满焦虑的隔离感。每个个体试图重建在母亲身体中孕育和母亲悉心照料时曾经拥有的与他人的依附和参与。
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找到新的依附。弗洛姆相信，在发展与他人的新通路过程中，必须在两个基本选项中做出基本选择。一种可能性是“生产取向”，对环境做出渐进的、合理的个体化反应。承认并接受分离的事实，与他人的关系在亲密而分化参与的基础上得到进展。另一种可能性势必会造成对个体分离以及个体适应性生活的责任的否认。个体可能会依靠大量退行性的、神经症的取向，弗洛姆认为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如其基本功能的相似性那样显著：它们都提供错觉和幻想，使得病人回避其分离的实际状况，支撑其继续停留在早期快乐安全状态中的借口。
在弗洛姆的关系模型中，个体的内心生活被强大的激情和错觉所统治。激情不是源于以身体为基础的驱力，而是源于绝望而深刻的为了克服孤独进行的挣扎。这些激情是非理性的，它们利用“退行”方法来解决人类境况：否认分离和脆弱。否认转而通过各种错觉发挥作用——信仰神奇物质、强大的救世主以及自我保护的策略。错觉利用婴儿式幻觉，作为对抗现实的神奇堡垒；其目的不是快乐，而是想象的安全。组成神经症与性格障碍结构的各种症状和行为是对待世界与他人的基本潜在立场造成的结果。
弗洛姆认为人类历史的流动与个体寿命是相互平行的。人类最初与我们的动物祖先本质的和谐相处，其后转向人类意识所创造的不完整和疏离感，转向相继逐渐发展的历史社会，终结于真正的人类社会。健康个体的生命历程从胎儿期的和谐转为出生的放逐，接受孤独与限制，最终实现其潜能真正的全面发挥。弗洛姆认为，这些次序之间的平行关系远不止求知欲；人类文化史所涉及的问题，总体成为每个个体的内心生活与精神动力性挣扎的核心。
因为我们还没有达到马克思所展望的历史终点，没有哪个现存的人类社会是只在促进人类生命全面发展的；每一个社会目的就是完成历史工作，发展生产物质产品的能力与技术。社会要在历史进程中发挥其作用，就需要某些类型的人。封建主义需要农奴与地主；19 世纪的资本主义需要资本家与工人。弗洛姆认为 20 世纪的资本主义需要消费者。社会需要的人物类型不是外在力量强加在个体之上的。社会变得结构化，个体由此被某个世界观所吸引并生活其中，使其想做其特定社会在特定历史点所要求的工作。用弗洛姆的话说：“正常人性格的主观功能使其从实际的角度，按照其需要行事。”（1941,p.310;斜体是原文标注的）结果个体组成的全体公民“想要按照其必须遵从的方式行事”（1955,p.77,斜体是原文标注的）。
为何这些社会崇尚的性格类型如此吸引人，使得绝大多数个体为了适应社会而舍去其体验的丰富性？弗洛姆的回答取决于其个体生存状况描绘以及其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一方面，人类本质的孤独与无助使其倾向于接受其生活的社会所提供的角色。另一方面，因为真正的人类社会还没有完全进化，社会必须提供的角色包括总体退行的解决生存困境的方法。因为社会提供明确的解决方法、预定的行为与规则，做到“逃离自由”对人就有很大的吸引力。弗洛姆认为，社会崇尚的退行的解决方法是通过父母介绍给孩子的，父母将自己的性格结构作为社会必需的代理而发挥作用。为了赢得父母的爱与尊重，就需要采取社会模式化的行为，其代价是放弃发展自己自然出现的个性。压抑的力量不是源于害怕惩罚或本能的恐惧，而是害怕社会的排斥。
个体能够清除、合理地面对其自身状况的程度有多大，他就有多健康[8]。面对其自身核心家庭的人际环境，他对其自己特殊而退行的方法的适应程度有多大，他的神经症程度就有多大。对于其特定社会提供的推行的解决方法，包括错觉样的联合、安全和确定性，他的欣赏程度有多大，他受到弗洛伊德所谓的“社会模式化缺陷”或”常态病理性“的折磨程度就有多大。弗洛姆将为了参与社会而放弃的那些体验的方面称之为”社会无意识“。因此，病人为了真正存在而挣扎的核心是社会的诱惑和害怕孤独。
正如迈克比表述的那样，弗洛姆视性格为”时间缔造的解决方法“（1972）。弗洛姆明确而广泛地采用了弗洛伊德对性格的描述，但用关系的术语重新诠释了潜在的精神动力性问题。口欲期人格变成了接受的人格；肛欲期施虐的人格成为剥削的人格；而肛欲期容留的人格成为了接受的人格；。关键问题不是潜在的合成趋力，而是与他人连结的主导模式，以及要躲避生活的错觉式的努力。例如，对于口欲期人格来说，核心的动力被理解为要建立对世界和他人的接受取向，其中的神奇性质归因于自体之外的某些东西——食物、爱、性和观点；生命是以渴望接受与吸收神奇物质为中心的。从弗洛姆的观点看，病人是处于口欲期的，因为他处于接受的状态；口欲的快乐是对生命保持接收状态的载体。动机的核心是延续相对于他人的位置，魔法总是在外面，会暂时被授予与被吸收，但从未被拥有与被合并。口欲是接受性的隐喻。弗洛伊德认为是由生物学决定的驱力组织，弗洛姆认定为关系的构造，“用躯体语言表达的对世界的态度”（1941，p.320）。
健康的发展是以最终接受婴儿期“基本连结”的丧失为基础的，因为只有那样，你才有可能在分化和共生的基础上建立与他人的亲密关系。对于神经症来说，分化意味着孤独，要尽全力避免认可基本连结的丧失。因为对隔离的恐惧凸显了所有的心理病理，神经症的核心特征是延续嵌入性或者与他人融合的错觉。在临床应用中，弗洛姆对进行性与退行性连结模式的区分很像：沙利文对基于满足需求的关系与基于安全需要的关系的区分；费尔贝恩对好客体关系与坏客体连结的区分；温尼科特对基于顺从基础的真自体与假自体的区分，以及科胡特对真正的客体关系与自体客体关系的区分。在这些不同版本的有着不同基调与重点的人际模型中，他人被体验为自体的功能部分，极力逃避个体所有恐惧的隔离与空虚感。
根据弗洛姆的学生与被分析者表现出的口欲传统，其临床工作的特点是询问病人为了尽力保持与重要他人似乎尽可能的联系所营造的自我扭曲与自我欺骗。在孩子得不到爱和自身价值得不到肯定的家庭中，服从性地认同与父母的价值观，以及启用自己的神奇安全感的错觉，似乎提供了唯一可行的人类联系的形式。弗洛姆认为病人有更多的能力，这种隐藏在社会适应假象背后丰富而宽广的人类潜力在其所有著作中是非常明显的。深层的乐观与紧迫感，相信病人永远具有对其自身真实性以及拥有更加丰富而真实的存在作出反应的潜力，是其精神分析临床实践的巨大贡献。
沙利文与弗洛姆：对比
尽管沙利文与弗洛姆创立的理论都是在人际/结构模型下运行，他们的重点以及处理某些主要问题的方法却有着显著不同。说到个体的发展和生活中面临的困难，社会在其中的本质与历史性位置，对比沙利文与弗洛姆对此的观点可以看到许多分歧。弗洛姆对社会道德与制度的批判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以及其作为纳粹德国逃亡者的体验。他认为社会危险地诱惑个体放弃完全真实的存在。沙利文对现代社会的态度有明显矛盾性特点。孩童时期体验到的深深的孤独感，以及其早年处理社会隔离对精神分裂症病人造成伤害的经历，导致他对社会制度和当代生活许多特点的批判。不过，沙利文确信，对当代社会的适应和整合，尽管存在缺点，却是精神健康所必须的。不管文化多么不合理，成为人的过程就需要学会去适应它。精神健康，他坚持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明显不同于弗洛姆，包括“舒适的适应……你作为一部分的社会秩序”（1940，p.57）。实际上，对沙利文来说，现代文化道德制度的不合理性和异质性造成的最大危害，恰恰就是其带给文化适应的困难。“众多可怕的隔离是我们人类特有的特征，是精神障碍的内核。”（1972，p.329）与弗洛姆将适应社会看作是最明显、最常见形式的神经症不同，沙利文认为文化适应是整个人类生命的必要条件。
沙利文相信人不可能逃离社会环境，而弗洛姆相信这样做是必要的，两者的对比就构成其人际模型中许多重点分歧的基础。沙利文强调需要建立和保持与他人的关系，尽管不可避免的是以失去自我完整性为代价。孩子生于一个家庭，必须降低其姿态（尽管不一定是不可逆的），以减少与他人关系中的焦虑。这不是选择，而是发展的必要条件。通过各种安全操作，自体系统在童年呈现的形式就被终生保存下来了。沙利文的方法本质上是发展性的——成人生活中的神经症操作代表在特定发展阶段获得的儿童期的模式和解决方法。与此相对照，弗洛姆不是将建立和保持与他人的婴儿式关系看作发展的必要条件，而是退行的防御。神经症的联结，就像社会的因循守旧一样，是有诱惑力的，但可以抵抗，其虚假的承诺很迷人，但最终只能产生绝望。对弗洛姆来说，神经症本质上是选择。才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方法本质上是非发展性的：成人生活中的神经症操作是退行性地逃避全面个体化生活中特有的焦虑。
沙利文从纵向视角看待生命：自体系统通过儿童和青少年时期传来的模式发挥作用，只有总览个体与他人关系的历史才是可以理解的。弗洛姆是从剖断面看待生命：个体将错觉样的解决方法应用到生存情景中，他在其中找到自己。这些解决方法，从其早期与他人关系的背景中发展而来，其功能就像生活中没有远见的娱乐，缓解人类环境中为解决痛苦的强迫性药膏。
沙利文是决定论者：人是过去人际整合的产物，这些人际整合被保存在记忆中，并通过预见持续重构。预见，在其理论中，是自动扫描行为，将过去的情景投射到当前与未来，因而影响动机。（沙利文不考虑人是否能选择，是否进行预见。）你只能预见你所体验到的；你永远不能挣脱你人际体验的历史。相反，弗洛姆是存在主义者：人在不断做出选择，前进或后退，真正地生活，或者被错觉所折磨。
尽管沙利文从未评论过弗洛姆的工作，弗洛姆，尤其是在其后期著作中，越来越多地批判沙利文的理论（1955，p.130;1970，p.31）；这种批评的路线被沃尔斯坦（1971）和克伦伯特（1978）延续下来。他们认为沙利文提出了关于人类观点，认为人类是空虚地绝望地寻找安全感，只是被人际和文化价值所围绕、填充。沙利文反对“独一无二的个体性的错觉”，觉得是背叛了其理论的因循守旧的本质，使得沙利文的思想，连同哈特曼的自我心理学变成了资产阶级调节的心理学。每个个体真正的独特性，在弗洛姆的视角下是多么基本的东西，就这样被否认了。我们相信，这种批评建立的基础是对沙利文关于“个体性”陈述的误读，没有将其自体的概念与其对人格其他部分的描述区分开来，前者明显是自恋的、墨守成规的，后者包含许多建设性的、独一无二的、真实的特点。谈到自体在对抗焦虑中用于装扮自己所谓的“特殊性”，沙利文使用“独一无二的个体性的错觉”的词语。他提出，我们每个人因为特别的智慧、天赋、缺点和欺骗，将自己看作是独一无二的、自立的、与其他人不同的。“这就增加了独一无二个体性的妄想，与个人全能感与全知感的的信念有关，针对每个心理生物学机体的真正的独一无二的个体性，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自我欺骗的表达——个体性总是必须逃离科学的方法。”（1936，p.16）
这种错觉式的独特性和特殊性的信念，大量汲取了少年期遗留下来的竞争和志向，沙利文感觉其统治了我们这个特别的社会，其运作就像是“错觉之母，成见的孕育之源，使得我们理解他人的所有努力几乎化为乌有”（1938，p.33）。这样定义，字体就不会跟作为整体的人相混淆。在沙利文关于人格的理论中，本质上发挥负性功能的自体系统与人格中其他正性力量之间，存在连续的、核心的辩证关系，反映了人类机体向着健康和成长发展的基本要旨（1940，p.97）。在每个发展时期的开始，人格中朝向成长与健康的松散的力量能够突破静态的、退行的自体，创造出新的可能性（1953，p.147,192）。那些批评沙利文的理论因循守旧的人从其关于人的理论出发，错误地认为其关于自体系统的构想，从定义上看是因循守旧的。
弗洛姆派的批评，尽管对沙利文观点的描述不准确，但指出了其理论中的重大遗漏与缺陷：没能提供看待非病理性功能的组织结构的框架，没能提供关于健康的理论。沙利文提出，没有焦虑的暴虐，自体将扩展至包括整个人格。自体系统，正如他描述的那样，不再是必要的，将可能不复存在。不过，关于理想的健康状态是什么样子，沙利文的描述是非常模糊和前后矛盾的。他的演讲中确实有一段思考了理想社会（既合理又一致）中自体的本质，但他是犹豫不定的。首先，他提出，这样一个完全合理的情景根本不会产生自体系统；然后他提出，因为功能的专业化是任何先进社会所必需的，焦虑与自体系统将是不可避免的；最后，他断定，在这样一个理想的文化氛围下，自体系统当然是不同的：“据我所知，将不会演化出……我们遇到的那种像自体系统的东西。”（1953，p.168）
沙利文关于自体系统的定义，单就其抗焦虑功能而言，在其关于非病理性功能的自体组织的理论中留下来空白。健康人格中存在模式或组织吗？抛开对安全操作和焦虑的回避来谈论“自体”有意义吗？对非病理性功能的最好描述是无形的、无自体的流动吗？沙利文没有回答这些问题，更多地限制了其对心理病理学理论的贡献，而非普通心理学。
沙利文与弗洛姆所建立的不同版本的人际/结构模型提供了丰富的互补性；在某些方面，纠正了彼此的某些缺陷。沙利文创建了与他人关系如何整合入人格的发展史。他最大的贡献，在于对焦虑作用和安全操作的精细分析，以及常见的注意、预设和感觉的微妙转换，它们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保护了自体，并构成了生存的大多数困难的基础。其著作中最有问题的区域，除了他为了避免结构化的隐喻而经常使用不一致、繁琐的语言之外，就在于他关于意志问题的决定论发放，没能提供看待非病理性的、真正功能的框架。弗洛姆的人际/结构模型提供了更大的文化历史框架来看待心理病理和健康的、真正的努力。他使用的语言更加清晰，尽管他的勾画也很宽广，但缺少必要的临床和精神动力性说明。弗洛姆从未对临床精神分析的详细情况进行全面的描述，其工作缺乏沙里所提供的那种关系过程的细节。像绝大多数受存在主义传统影响的作家一样，他没能提供令人信服的发展框架，在儿童前体的选择能力方面有麻烦（对比Schafer，1978，p.194，以及Shapiro，1981，竭力处理这个棘手的概念问题做出的努力）。因此，尽管其关系模型理论方法有明显的不同，沙利文与弗洛姆人际模型之间还是需要有关键性的融合，前者强调发展的起源，后者强调为真正的自我而奋斗。
《精神分析之客体关系理论》Page9 ↩︎
《精神分析之客体关系理论》Page9-10 ↩︎
《精神分析之客体关系理论》page18 ↩︎
最近几年，这个平衡有了变化。诸如哈特曼、雅各布森和科恩伯格等驱力理论家将其归因于攻击驱力－死亡本能的现代版本－对较为严重的心理病理产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这种病理学已经成为精神分析关注的焦点，攻击相应地就称为更加重要的理论力量。 ↩︎
大约在20年前，在驱力模型范畴内，哈特曼、克里斯与勒温提出，孩子的阉割焦虑强度反映的是父母对孩子的敌意强度，这种敌意可能被掩盖了，可能早在俄狄浦斯期之前就出现了。这种观点恢复了现实因素在防御模型中的重要地位。 ↩︎
这个安全定义是从沙利文后期演讲中得出的（1953）。在早期构想中（1940），他将安全的需要与“权利”的需要联系在一起，是早期父母不赞同导致的无助感的解药。在后期构想中，他抛弃了关于独立权利动机（让人想到阿德勒）的想法，对寻求安全的描绘用的是负性的词汇——回避焦虑——可以或可能不引起对权力的追求。 ↩︎
沙利文在两种不同的指称下使用“自体”这个词。有时指的是内容、信念、映像和观点，来自这个人心中保留的有关自己的他人评价。“自体”有时指的是建立和保护这些内容的一系列过程，“选择性的有组织的因素”，主动决定哪些体验将被整合进自体（1938,p.36）。直到其最后的演讲，沙利文指称自体这两个方面所使用的术语（巴尼特[1980]称之为“表征性的”和“操作性的”）是不一致的；他随机使用同样的词汇（自体系统、自体以及自体动力机制）涵盖这两个意思。在他生命最后五年发表的演讲，他给体验的这两个维度才提供了更加系统的术语区分。他使用“自体系统”指的只是自体的功能和操作的方面。这是一个有关过程、精神状态、象征和警告信号的庞大系统，其作用是最小化焦虑。沙利文在后期的演讲中引入一个新词汇“自体人格化”，用于指自体的表征性方面或内容。 ↩︎
在这一点上，弗洛姆与赫伯特·马尔库塞之间产生了有趣的争议 ↩︎